新加坡著名學者鄭子瑜舊藏的一批學人手札即將亮相匡時2014年春拍，這組手札以周作人致鄭子瑜的84通信札為主體，尚有豐子愷致鄭子瑜信札9通，以及俞平伯、簡又文、呂叔湘、陳子善等人致鄭子瑜信札45通及周作人為鄭子瑜撰寫的書籤等，表現了文人相重、學人相親的一面，反映了前輩學人對晚輩的提攜關愛之情和晚輩學人對前輩的崇敬之意。

　　在6日的“周作人與鄭子瑜通信”座談會上，周作人之孫周吉宜表示，作為周作人先生的家屬，有責任把相關的研究資料儘量提供給學術界，作為文化遺産保存下來。我們也有這樣的計劃正在準備出版《周作人和友人通信集》，包括國內和國外。現在正面臨從日本方面收集祖父的信件，工作量非常大，“今年年初我們委託了一個日本朋友，授權他代表我們在日本聯繫和收集，統計出我祖父跟日本友人聯繫的人數至少300多位，其中還有大量日文的翻譯、辨別和認讀”。

　　前魯迅博物館的館長孫鬱認為，隨著周作人文獻資料慢慢被發現多起來，關於他的《年譜》、《傳記》的寫作也會相應地豐富起來。現在有兩部影響很大，一部是錢理群先生出版的《周作人傳》，還有一部是止庵寫的《周作人傳》，兩個人的角度不一樣，錢理群帶著魯迅的參照、知識分子的使命感寫的《周作人傳》，止庵這一代對周作人的理解有另外的一套模式，不用先入為主的價值判斷，讓史料來説話，打開歷史的窗口，呈現周作人的世界。止庵如果能夠看到更多的材料，他的傳記會寫得更豐富。

　　他指出，周作人的研究非常值得做，而且空間特別大，現在一個人、一個單位是做不了，應該集全球或者是華人圈裏喜歡現代文學的人，大家一起做這個事情，首先是資料的整理，然後是文本的研究。

　　1964年至1965年，鄭子瑜在任早稻田大學客座教授時，曾編纂《周作人年譜》，為寫作時間最早的《周作人年譜》，開啟了一個歷史先河。在編纂《年譜》時，鄭子瑜請周作人自寫幼年及八年抗戰時情況，周作人寄去《知堂童年譜大要》、《知堂解放後著譯書目》，並於1975年1月香港《南北極》登載，為周作人生平研究留下了珍貴的材料。

　　雜詩的創作則是周作人晚年最重要的創作，1958年至1961年之間，在鄭子瑜的熱情要求下，周作人前後將《老虎橋雜詩》等舊體詩寄給鄭子瑜欲合成一輯，托他代為出版，後因種種機緣一直未能問世。鄭子瑜為此努力奔波，前後努力三十年，又經上海陳子善奔走，終於在1986年由岳麓書社正式出版。而這批信札便是涉及雜詩的整理與出版，因此可以説是周作人晚年雜詩創作最重要的資料佐證。

　　鄭子瑜與周作人通信，時間自1957年至1966年，難得的是84通信札的信封也都保留了下來。兩人通信時間跨度達十年之久，不僅涵蓋面廣，而且內容詳實，其中提到的關於《知堂回想錄》的寫作與出版的資料更屬難得。這些內容都是他們密切交往的記錄和歷史見證，更是研究周作人建國以後生活與思想轉變的珍貴的史料。(記者 應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