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路艷霞

　　電影《唐山大地震》原作小説《余震》的作者張翎來北京了，此番她是因其長篇新著《陣痛》而來。張翎不像是從異國他鄉趕來，來到新書發佈會現場的她，更像是串門。那是一種能安靜讀書、淡然寫作而流露出的質樸和自然。

　　如果説《余震》帶給了讀者一種心痛，那麼《陣痛》還是寫痛：家國之痛，女人之痛。這部小説描寫了從1942年到2008年，三代身份、際遇迥異的母親，經歷了同一種形如鐵律的宿命，由此折射並概括了歷史的風雲變幻，人世的風波險惡，生命的無常無奈，和足以洞穿一切苦難困窘的母性的堅忍不拔。張翎説，為了這本書，她曾在法國巴黎、中國溫州采風，並花了14個月創作完成。

　　57歲的張翎，故鄉在溫州，這次寫作對她而言就像是回到故土的歷程。“我外婆一生有過十一次孕育經歷，最後存活的子女有十人，這在那個兒童存活率極低的年代裏，幾乎可以視為奇跡。作為老大的母親和作為老幺的小姨之間年齡相差將近20歲。”張翎説，她外婆的6個女兒多多少少秉承了母親身上的堅忍，“母親家族的那些堅忍而勇敢的女性們，充盈著我一生寫作靈感的源泉。”

　　《陣痛》也是張翎再次為她的“三重身份”做出的一番獨特注解。“像我這個年代出生的人，肯定算不上真正意義上的老人，但肯定也不再年輕，我們這一代人被歷史毫無商量餘地地放在一個很尷尬的位置上。”在張翎的眼中，這個位置説得好聽一點，可以説承上啟下，説不好聽一點，就是“夾心麵包”。

　　但也正因為如此，張翎從中獲得了三重身份：聆聽者，親歷者，傾訴者。聆聽老一輩人講亂世，講苦難，親歷曾經的動蕩歲月，而現在她不僅是傾訴者，更將聆聽者和親歷者的角色集于一身。但關於這三重身份，張翎坦率地説：“我很難去寫當下的生活，站在山裏看不見山，還未到塵埃落定的階段，所以總寫以前一段時間的經歷。”就像寫唐山大地震，看起來和現在隔得很近，但也有三四十年了。

　　張翎欣賞2008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法國作家克萊齊奧所説的一句話：“離去和流浪，都是回家的一種方式”。她顯然是這位離開故鄉而鍾情于寫故鄉的作家的知音。“離去和流浪，他是指離開故土，‘回家的一種方式’，他是指寫作。他其實是説，人回家的路途有很多種。”張翎説，她印象中的故土如今已成為童年的記憶，想要回到童年記憶中的故鄉，只能靠寫作，“我作為一個作家，有保存記憶和故土的擔當，最好的方法就是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