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楊義資料圖片
《文學地理學會通》
楊義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澳門大學講座教授楊義最近出版了58萬言的《文學地理學會通》,在海內外學術界、讀書界引起廣泛關注。從楊義先生澎湃的學術激情,以及一直堅持不懈的努力來看,他心裏確實揣著一個大國學術之夢,就是他説的“希望畫出一幅比較完整的中華民族的文化或文學地圖”,就是“要與當代世界進行平等深度的文化對話”,“顯示我們現代大國的文化解釋能力”。日前,在北京舉行的《文學地理學會通》研討會上,專家學者們認為:該書原創性的思想理念和學術方法,拓展了文學研究的視野和思路。
對文學史觀念和方法的開拓
國家圖書館黨委書記、常務副館長詹福瑞:一直以來,我們有一種焦慮:整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到現在,如何再往前推進,如何進行創新?楊義從文學地理學的角度提出首先要通文本,然後要通文史,還要通古今,通中外。我認為這實際上是對古代文學研究如何推進,在當前普遍焦慮的情況下提出的新途徑。這些年出版的幾部文學史,除了章培恒的文學史提出文學和人學的關係以外,其他的文學史沒有什麼觀念和方法上的新突破。楊義的文學地理學在文學史觀念和方法上巨大的開拓性,至少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突破了中國古代文學傳統研究中,以朝廷為中心的考察視野。他提出了“邊緣活力”的説法,認為中國古代整個文化的生産力不僅僅是在朝廷這個中心,而且它還要有一些在邊緣地帶。邊緣視野的開拓,具有本質意義。
第二,突破了傳統古代文學研究只專注于漢族文學的研究格局,拓展了少數民族文學文化的廣闊空間。楊義首倡格薩爾屬於“江河源文明”,是在荷馬史詩、印度史詩之外的人類第三史詩高峰。文學地理學是一個整體性概念,不應像過去寫文學史那樣,條塊分割,這一塊寫漢族,然後寫一章一節少數民族作為補充,互相之間沒有深層關係。突破這種漢族中心主義傳統模式,對整個文學史上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突破,方法上和觀念上的突破。
第三,突破了傳統文學史撰寫和研究以傳世文獻為基本載體的模式。開始關注到文學史研究資源,不僅有傳世文獻,還有出土文獻,還要關注民間的口頭文獻。這也是中華文學記憶中很重要的組成部分。這對於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是一個全新的方法論的啟示。目前古代文學研究不太注意田野調查,也不太注意口傳,還是被研究士大夫文學為主的觀念,長期約束著我們的視野。從這三個方面來説,楊義的文學地理學為我們整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打開了的視野,提供了新的文學史觀念和文學史研究的方法,其意義是很深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