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王達津先生逝世不久，開穎（王開穎，王達津先生長女）姐和我説過：“你是否寫點文字紀念王先生呢？”我應允了，但未動筆，這不等於我不懷念我的導師王先生，我總是在想念著他，和友人談論著他，一直想寫點紀念的文字，但我始終為難以掌握王先生的整體學問而躊躇，以至一直在思考，好像捏著一團火而焦灼。直到王先生誕辰一百週年（1916年6月25日至1997年8月31日）紀念日來臨之際，我更加意識到我已年齡不小，我有義務，從與王先生交往過程中擷取片斷，以呈那個令人窒息思想的荒唐年代裏還有一段純真的追求學術研究的佳話……

　　那還是剛入南開的第一個學年，我們1973級同學和給我們任課的教師聯歡。王達津先生在邀請之列，恰恰是在我們這個小組。由於我和王先生位置很近，所以我們悄悄地就庾信的《哀江南賦》談了許多。散會後，我與王先生沿著大中路寬闊的石板道上慢行，以回王先生東村的寓所，我把我作得什麼也不太像的一首所謂的七律，説給王先生聽，至今想起不禁臉紅，但是當時12月的天津之夜的師生溫馨，卻深印在我的腦幕上了……

　　從此我正式開始了向王先生的問學，只要我在學校（那時經常出去“開門辦學”），幾乎每個星期都去王達津先生家去請教，聽一聽他的學術研究的方法，也由此對王先生的生活方式有所了解。以我的視角，王先生是屬於純粹的“夫子”類型學者，也就是説他在日常生活中除了學術研究，其他是不計較的，比如有次我就看到這樣一景：王先生躺在床上，頭枕的是一摞書，而離他不遠處的餐桌上放著的是一個咬了一口的饅頭，這大概是王先生正在進行的一個工作狀態吧？因為常來，王帥母李中格對我也少有避諱，有一次當著我面“數落”起王先生的“不是”來，主要是説王先生鑽研學習不注意養生，也不會鍛鍊，將身體搞垮了。這時的王先生像個頑童似的，扯過一張報紙遮住他的臉，在報紙後面向我做一滑稽式的擺頭“鬼臉”，以示師母所説不要在意去聽，這一輕鬆“臉譜”堪稱寧宗一先生所讚王先生為“智者達老”的典型表情，至今我回憶起王先生治學的這另一面仍忍俊不禁……

　　當然，每次去王先生家，談及最多的仍首推學術或與學術有關的問題，每次交談，無異於王先生給我上了一堂既有深度又具廣度的學術課。比如通過王先生講敘他的師承，我得以了解唐蘭、高亨等老前輩的研究方向，我又知道了王先生從小就博覽群書，尤對古小説感興趣，用《三國演義》對照《三國志》以求異同。由此，我對考據之法有了更深的體悟。又比如王先生還與我談起他在《光明日報》的“文學遺産”發文質疑郭沫若的“胡笳十八拍”研究的缺失，當我問及他對郭老的學術印象時，他頗有感慨地説：郭老有很多社會活動，但還能握管為文，已屬不易。郭老對歷史很懂，但上來一陣海闊天空，浪漫過之。自己文章有錯時不認……這些話雖簡短，但可稱持平之論，反映了王先生獨特的文學批評精神。

　　但當時是容不下學術研究空氣的，批判充斥一切，值得注意的則是批判《水滸》的事情，起源是這樣的：南開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室為新版《水滸》寫了序言，山東一趙姓農民則全盤否定這篇序言，當然就是否定了《水滸》，由此掀起軒然大波。我將因這些問題而産生的困惑向王先傾訴，從而使我與王先生的每一次見面，竟成了一次關於《水滸》的討論。比較集中的問題是宋江“農民起義”隊伍的性質，我們的研究認為《水滸》中除陶宗旺外，無一人是“田家莊戶”出身，於此推及《水滸》所表現的皆為中下級官吏、閒散人員、小商業者等，那麼這個社會經濟狀況是個什麼樣子？於是關於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就提了出來。

　　在討論中，我記得王先生説過一句非常簡略但卻十分深刻的一句話：“《水滸》是個市民的玩意兒。”這句話似不經意説出，又帶有王先生一貫的“雅諧”的色彩，若不用心可能就是一提而過，但這個意見卻是他多年在古小説研究領域的收穫心得，可謂一矢中的，點明瞭《水滸》的本質。如果按著這一思路進行，加以拓展，或可成為一個研究方向。在王先生的啟發下，我依順“市民”這一途徑，展開對《水滸》的研究。現我就翻檢當時的《水滸》研究筆記對此問題作一粗淺回述：一、為什麼要把《水滸》置於市民的基礎上？二、説《水滸》是農民階級的作品是沒有道理的。三、地主階級改良派所作亦不夠。四、《水滸》所宣揚的是破壞性還是報復性？五、流氓無産者的典型是否就李逵一個？六、《水滸》的“兩面性”即造反性、投降性是否準確？七、《水滸》是在市民階層中産生和發展的，各種思想摻雜其間以至傳承若干代無法剝離掉……

　　如此等等，大約有二十幾個問題，圍繞這些問題，我又請教了中文系的寧宗一、朱一玄、魯德才等諸先生（還有歷史系的明清史權威鄭天挺、哲學系的中哲學家方克立、歐哲史專家車銘洲等諸先生，我將有另文專述），但最為主要的指導教師是王達津先生，經過王先生多次指導，我寫成了題為《〈水滸傳〉是反映市民階層利益的作品》的論文，幾經輾轉，于1975年的秋冬之季刊于《天津師範學院學報》，即今日《天津師範大學學報》。

　　文章發表後，從北京傳來毛主席評論《水滸》的聲音，主要精神是《水滸》宣揚投降，我與王先生主張的《水滸》是市民階層的作品，顯然與毛主席的提法相違背，是極其不合時宜的，理所當然地要停止，甚至要接受批判。至此，我與王先生的《水滸》研究就告一段落，這就像《20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史總論卷》所説的那樣：“可惜，伊文淹沒在當時囂肆的《水滸》研究熱浪中，沒有得到響應，若干年後才引起了關於《水滸傳》‘市民説’的討論。”

　　但是這一關乎我學術研究的“不幸”又成就了我學術研究的“幸事”，我得遇王達津先生，成為他的入門弟子，是王先生以《水滸》研究為例，向我傳授了基本的學術方法，特別是他向我強調的古代樸學大師“考據”之法，至今還受益。如我完成的《東京夢華錄》箋注，其手段、材料的蒐集等等，很大程度上是來自王先生的影響。尤為值得一書的是《〈水滸傳〉是反映市民階層利益的作品》論文，其中亦滲貫著王先生的學術心血，是值得永久紀念和不應忽略不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