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日本作家村上春樹與譯者林少華的名字緊密相連。從1989年《挪威的森林》開始，林少華與村上春樹的作品結下了長達20多年的緣分，是中國翻譯村上春樹作品最多也是最著名的譯者，由此被譽為“最懂村上春樹”的翻譯家。上週末，林少華來到上海書城全國新書發佈廳第4期現場，但這一次，他不滿足於僅僅做“村上春樹背後的男人”，而是帶來了散文集《異鄉人》。
不喜歡名字總是小兩號
“如果我的名字總是跟在一個外國人的名字後面，連字號都要比他小一兩號，作為一個男人，不喜歡這種受制於人的感覺。”
作為依靠翻譯村上春樹作品出名的翻譯家，林少華並沒有陶醉在村上的世界裏，他不滿足於僅僅做“村上春樹背後的男人”，所以，在這本書中，可以看到毫無村上痕跡、全然代表林少華個人特色的所見所聞和所思所想。
“咱們古人講‘立功、立德、立言’，我一個教書匠，‘立功、立德’可能談不上，‘立言’ 還是可以的，但翻譯那玩意不能算立言。我要寫一本只署我一個人名字的書。”
從書名《異鄉人》來看，仍可以看出林少華和村上春樹的確是“一家的”。村上曾説過，“無論置身何處，我們的某一部分都是異鄉人”；而在林少華筆下，不管是孩提時代生活的東北山村，還是成年後長期任教供職的廣州、青島，無不有種“異鄉”的意味。其次，如同村上春樹作品中隨處可見的對於“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的諷刺和揶揄，在林少華筆下，也能看到身為大學教授的他，對於當下物質社會高速發展的憂慮。
翻譯就是異鄉人的工作
林少華有4種身份，用他自己的定義是：教書匠、翻譯匠、不怎麼樣的學者和半拉子作家，“其中，不用説，翻譯匠的知名度最高，影響也最大”。
有意思的是，長期從事翻譯工作的林少華，竟把翻譯這一工作同異鄉人聯繫了起來。“翻譯就是異鄉人的工作，加繆也好，村上也好，對於漢語世界，對於中國朋友，都可以説是異鄉人，而譯者的任務，就是如何安排他們入鄉隨俗，這在漢語方法上，叫做歸化。如果讓漢語委曲求全，讓漢語儘量向外語靠攏，在翻譯上就叫做異化，事實上絕對異化是不可能的，無非是程度和傾向性有所不同罷了。或者不如説，翻譯總是在歸化和異化之間，保持微妙的張力，總是在兩者之間找出融點。”
找到恰到好處的地方，讓人欲罷不能，這就是好的文學翻譯。“只是，翻譯哪怕處理得再恰到好處，也不可能完全等同於原作，異鄉人終究是異鄉人，再怎麼入鄉隨俗，也不可能脫胎換骨，變成本地人或本鄉人。”
沒有百分百的村上春樹
經常有人問林少華，你翻譯的村上，是不是百分百的村上春樹？他的回答是：不可能。“其實，不僅讀者會追求這樣的百分之百，譯者也這樣追求，甚至有人自作多情，以為自己翻譯的村上是百分之百。”
林少華透露：“實不相瞞，我自己在很長時間裏，就是這麼自信和倡狂的，但後來有了新的認識後就再也不敢了。我回過頭來發現，所謂百分百的村上春樹是不存在的，不要説《挪威的森林》等這類純文學長篇小説，就是I love you這樣的短句，翻譯起來也是一人一個樣。比如劉心武的答案是，研究紅學的人會説，“這個妹子我見過的”，足夠了。而王家衛説，應該這樣翻譯，“我已經很久很久沒有坐摩托車了，也很久沒有這麼近地接近一個人了，雖然我知道這條路很短，我馬上可以下車，但是這一分鐘，我還是覺得好暖好暖”。
林少華引述了林語堂關於翻譯的比喻，即翻譯好比女人穿絲襪，“譯者給這女人穿上紅襪子、黃襪子，襪子的顏色與厚薄就是譯者的風格。以我翻譯的村上來説，主觀上認為我翻譯的是百分百的村上，但客觀上不是，充其量只是百分之九十，百分百的村上，找遍天涯海角也找不到。因為任何翻譯都是基於自己理解基礎上的藝術活動，每個人的感悟和把握不同，翻譯只是向譯作無限接近的路上，沒有終點”。
關注異鄉人和文化鄉愁
《異鄉人》不是林少華的第一部散文集，此前他出版了《落花之美》、《為了靈魂的自由》、《夜雨燈》等多部著作，《異鄉人》收錄了作者近年來對當下社會生活的思考和感悟，文字充滿智慧與禪意。
林少華説，一説“異鄉人”這個詞，很多人就會聯想到加繆的同名小説。“他筆下的異鄉人，主要是出於人生荒謬的説法，而我這部散文，更多是出於鄉愁或者説家園重建。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都有對現實世界的疏離情緒，我創作的目的在於訴求社會良知，呼喚文化鄉愁。”
林少華説自己出生在一個“窮得連烏鴉都會哭著飛走”的地方，村裏只有5戶人家。年輕時極力想逃出家鄉，但現在看起來，永遠也逃不出去，因為傳統文化的基因在骨子裏流淌。當前鄉村的變化不僅是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更涉及文化根基建設，文化焦慮催生了國人對傳統文化的關注，認識到只有我們的傳統文化才能與西方在文化上抗衡，從而找到回歸心靈的路。
林少華説：“消失的村莊讓我這樣一個從農村走向城市的知識分子感到深深的文化焦慮，這不是我一個人的焦慮，而是整個民族的世紀性情緒。我筆下的異鄉人，或許首先讓人聯想到進城的農民工，但其實主要是寫家園的流失和精神漂泊者。在宏觀層面上，每個人都是異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