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學時讀了你的《饑餓的女兒》。”這是虹影在成都三場見面會上，多數提問的讀者拿起話筒的開場白。

　　近一百年來的華人女作家，前有張愛玲，後有虹影。她們有一個共同點：都以某種方式外在於傳統作家的身份，從而很難被納入當下文學史；同時她們寫作的內容，卻又最揪心地內在於最中國的生活，從而不應該被將來的文學史遺忘。

　　虹影代表作品的集結再出發。4月8日、9日，虹影現身成都，攜手梁平、潔塵、何小竹等四川文化圈多位好友一起，與讀者深入交流，暢談自己這麼多來在外漂泊的生活、創作的心路歷程，暢談文學與女性、與生活、與世界的關係。

　　虹影代表作集結再出發

　　因為不能被將來的文學史遺忘，虹影的寫作便始終在國內出版人惦記下。2000年，她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饑餓的女兒》，在四川文藝出版社首次面市。去年（2015），虹影遇到四川文藝出版社新任社長吳鴻先生，吳先生談了讀這本書的感想，讓虹影心有慼慼焉，於是就有了今天這個15週年紀念版的問世，也有了《好兒女花》與四川文藝出版社的首次結緣。

　　16年過去，《饑餓的女兒》已擁有全球29種語言的譯本，累計銷量五百萬冊。如今回到出發地四川文藝出版社，在這裡和它的續篇《好兒女花》團圓，加上最新中短篇小説集《你照亮了我的世界》，一個虹影作品的規模集結撲面而來。她的另一代表作《上海王》最新修訂珍藏版也將由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而據此改編的同名電影，由余男、胡軍主演，即將於六月上映。同時，她的首部兒童奇幻小説《米米朵拉》，也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上市。可以想見，2016年將是虹影的豐收之年。

　　此次《饑餓的女兒》15週年全新修訂珍藏版，由茅盾文學獎得主阿來、著名文學評論家費勇、著名文化批評家沈睿作序推薦。《好兒女花》修訂近三百處，是虹影精心打磨下的完美版本。

　　黃髮垂髫，共讀虹影

　　4月8日晚上7點，成都太古裏方所書店。離對談活動還有二十五分鐘，現場讀者區，五六十個小板凳已滿，且以中青年女性居多。一位滿頭銀絲滿臉安詳滿身素淡的老奶奶，坐在最後一排。老奶奶告訴筆者，她已年近七旬，家就在附近，今天信步至此，就碰到了虹影的讀者見面活動。她説，書中故事的年代，她經歷過，見證過，“虹影寫出了那個年代的神韻”。

　　人群中，三個套著大一號白色校服的小女生，略帶迷惘和稚氣望著臺上，不時互相細語。她們是成都三中的高二學生，其中一位説，前幾天剛剛看完《饑餓的女兒》，從虹影微博得知了今天這場活動。“書中哪一點吸引你？看完什麼感受？”她想了想，認真地説：“真實吧。”

　　簽售環節，排隊長龍中一位高個帥氣的小男生，捧著一摞虹影作品，粗看共有二十五六本。他是川師的研二學生，專業是地理學，今天肩負著外地網友和學校同學的重托，來找作者簽名。

　　4月9日下午，新華文軒成都購書中心。讀者區後排一位戴著眼鏡的老爺爺，手上捧著一本2000年四川文藝出版社的《饑餓的女兒》。老爺爺今年已74歲，今天特地從郊縣龍泉趕來市中心參加這場活動。他説：“從2000年這版開始，我就一直購買虹影的書，現在家裏已經有十幾本。”為什麼對虹影的書這麼鍾愛？“因為她寫出了那個年代的真實感受，説了很多人想説而不敢説、不能説、無處可説的話。”

　　成都像上海，重慶像北京

　　在與好友的對談中，成都與重慶的雙城記，是一個頻繁涉及的話題。虹影説“重慶男人的鞋子，甚至重慶女人的鞋子，很少有乾淨的。因為那個地方下雨，我今天是在雨中坐著高鐵從重慶來的。這個地方到處都是垃圾，這個地方的人幾句話不對揮拳就上來，刀子就拿出來了。這跟成都不一樣。成都有點兒像上海，重慶有點兒像北京。所以我是在這樣一個又臟、又瓷、又火爆的重慶的性格裏面長大的，這個性格是在我的骨子裏面的，我有些書寫的勇氣，很多寫作者不具備，與重慶人的氣質很吻合。”

　　“成都陰柔，有歷史底蘊，衝擊力和爆發力相對比較溫吞；重慶火辣，強悍，帶勁。”虹影特別感謝成都購書中心，因為她最初來成都，在購書中心，才知道原來成都的讀者這麼喜歡《好兒女花》，當時住在錦江賓館，有讀者去把住宿費悄悄代她付了，還給她送金項鍊。不過，虹影也多次強調，她的寫作並不特別強調地域性，《饑餓的女兒》不僅寫重慶，也寫的整個四川（虹影一直把自己當四川人），不僅寫的四川，也寫的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的記憶；再後來，她可以寫二戰後的英國，寫印度，寫大上海。

　　“我真的是很多人轉世的一個人。當年死了那麼多人，卻沒有一本書講個故事。所以我是講述人，是那些餓死的人的代言人，上天選中了我。”虹影對自己的講述職責給出這樣的回應。

　　張愛玲不依賴男人，蕭紅總是找錯男人

　　潔塵在對談中感慨虹影講故事的天賦驚人。“身為同行，看虹影的作品，不是看故事，而是看文字，呼吸，結構，在這些方面，虹影的天賦是驚人的。”虹影讓潔塵想到蕭紅，兩人作品中透出的那股元氣，是相通的。

　　虹影則認為，蕭紅比較幸運的是遇到了魯迅，當時的中國沒有《生死場》那樣的作品，在魯迅的授意或暗示下，蕭紅才寫出了《生死場》。女人與男人的關係，就是與世界的關係，因為男人就是女人的世界。但是蕭紅總是找錯男人，把自己生活搞得亂七八糟。張愛玲則比較自我，不依賴男人，不過，1951、1952年離開母語寫作的土壤，張愛玲就枯萎了。

　　《饑餓的女兒》是作為女兒寫母親，《好兒女花》是作為母親寫母親

　　有讀者問道，《饑餓的女兒》中的母親形象和《好兒女花》中的母親形象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差別？虹影説，《饑餓的女兒》是我作為女兒的時候在寫母親，《好兒女花》則是我作為母親的時候在寫母親。只有做了母親，才懂得體會身為母親的艱難。

　　正如她固執地認為自己是四川人，講普通話固執地帶著濃重的重慶口音，發著一pei（批）快luo（樂）的吐詞，在對談和與讀者的交流中，虹影從不回避什麼，總是直面問題本身，就像她的作品，也像這個人。

　　有人在《饑餓的女兒》中看到太多的苦難和衝突，然而阿來卻讀出了“通過這種人類偉大的情感達成的寬恕”。有人在《好兒女花》中看到了難堪，但沈睿説《好兒女花》“是虹影給世界的自白，獨語自白，坦率地談出一切，好像誰在命令她交出她的所有秘密，她是一個赤身裸體的女人，在世界面前暴露一切。”虹影所描寫的重慶，那裏的市民卻推舉她為城市形象大使，這意味著，虹影的寫作，真正打到了重慶人的心裏，把重慶人意中有語中無的情感體驗充分展示給了世人。

　　虹影説：“1996年第一次在臺灣出版《饑餓的女兒》，扉頁上寫著獻給我的母親唐淑輝。2009年末，我出版了續篇《好兒女花》，寫母親和我自己內心那些長年堆積的黑暗和愛。扉頁上寫著給我的女兒。其實寫給母親的書，何嘗不也是給我的女兒。”《饑餓的女兒》和《好兒女花》是分別作為女兒和母親來寫母親，同時也獻給了她的母親和女兒，從這兩本書中，我們看到了母親和女兒交織出的繩索，不是捆縛，而是提拉著虹影，一步步攀登她的寫作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