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柳青

　　007電影上映的季節，連書店裏都是間諜的氣息。

　　不知道作家勒卡雷看到《007：幽靈黨》是什麼樣的感觸，他曾經極度看不上的邦德在孤獨和痛苦中別無選擇地堅持信念，仿佛被他筆下的利馬斯靈魂附體，發出“間諜的歸宿是不再存在”之嘆的M，更像是勒卡雷那些冷戰背景故事裏疲倦、善良的史邁利，而非邦德的鐵血上司。弗萊明創造的低俗小説符號竟加入了勒卡雷的嚴肅寫作版圖，這時，距離後者發表他的代表作《柏林諜影》，過去了整50個年頭。繼《柏林諜影》的50週年紀念版在英國上市，它的中譯本也在最近面世。年過80歲的老作家再談自己的巔峰之作，他説：“50年來我學到的並不多，除了一點，情報世界與我們所在世界的道德並無二致。”

　　“我僅僅是在那個秘密世界裏做過一點事情的正常作家”

　　寫《柏林諜影》時，本名大衛康威爾的勒卡雷仍供職于英國情報機構，之前他已經用筆名出了兩本小説，這本《柏林諜影》經過重重審核，被認為“純屬虛構，與個人經歷無關，也不會造成安全問題”，被允許出版。但小説面世後掀起輿論狂歡，有美國媒體挖掘出勒卡雷的機密身份，把他描繪成一個憑空冒出的英國間諜，講述間諜世界的真實景象。隨後，又相繼有專家一口咬定書裏講的是真實事件，推波助瀾地把它送上了暢銷榜，並且在榜單上停留了很久。

　　出於情報人員的職業倫理，勒卡雷在紐約的新聞發佈會上否認自己為軍情五處工作，但他越是否認，越加劇圍繞這本書的謎團。若干年後，當勒卡雷的身份不再需要“保密”，他曾開誠佈公地説過：“我從未經歷過什麼危險的事，其實這份工作經常讓我感到無聊透頂。否則，我的僱主也不會允許我的小説出版。”就像他自嘲的，軍情五處對於這個“不夠謹慎”的決定後悔莫及，有太多人把小説當真，一度很不利於現實的情報人員招募。勒卡雷所在部門的主管公開表示“他的貢獻微乎其微”，兄弟部門的主管認為小説很有趣，但作者描寫的“無情的雙重間諜行動”絕非事實。諷刺的是，當真正掌握情報工作話語權的內部人員站出來澄清時，他們越解釋，公眾越是認定他們在撒謊。

　　真相的悖論製造出的謎團，讓勒卡雷獲得了一般作者夢寐以求的關注，但問題在於，那個謎團的本質是謠言。當他的抗議對事態發展無能為力後，他的心態從最初的惶恐演變成無力的憤怒感，50年後，他坦言這種不能平息的憤怒伴隨了他的全部寫作生涯：“《柏林諜影》是一種任性的想像力的産物，這種想像力因為我對政治的厭惡和個人困惑而終結。”他被視作間諜小説寫作中的“第一人”，這恰是他所痛恨的頭銜，因為，“我永遠被看作一名間諜出身的作家，而不是一名僅僅在那個秘密的世界裏做過一丁點事情的正常作家。”

　　柏林的悖論：人類自身愚昧和歷史悖論

　　上世紀60年代初，身在歷史現場的勒卡雷見證柏林墻的建造，從一排帶刺的鐵絲網變成用空心煤渣磚壘砌的厚墻。然後，他用想像塑造了利馬斯，這個男人和他所在的柏林，成為人類自身愚昧和歷史悖論相結合的代表。他用小説捕捉了“二戰”結束15年後瀰漫在兩個德國的氛圍、氣息和聲音，痛徹心扉地認識到：“只有一場戰爭，這場戰爭始於1917年的俄國。對於東西方兩個陣營而言，二戰只是插曲。”

　　冷戰的堡壘在二戰的余燼上拔地而起，勒卡雷觀察並記錄下的歷史悖論莫過於此。利馬斯在聯邦德國遭遇的同行，其實是一群聲名狼藉的人，他們在第三帝國時代有過“輝煌”履歷，戰爭結束，他們沒有被送上戰犯法庭，卻因為對鐵幕東側的激進反對態度，得到盟國的寬容甚至寵溺。美國人組建的西德情報機構頭目萊因哈德蓋倫，是東線戰場的降將。情報機構總部位於慕尼黑附近的普拉克村，那棟巴伐利亞鄉間豪宅之前的主人馬丁鮑曼是元首最信任的私人秘書。當勒卡雷因為私人關係得以去那裏參觀時，看著從地窖裏盤旋而上的巨大樓梯，還有和元首府邸中類似的地堡，他想像利馬斯會是這個地方的常客，因為沒有聯邦德國的配合，深入東部德國的行動根本無法實施。他想像著利馬斯很多次地在這裡遇到海因茨非爾夫，這位蓋倫最器重的反情報長官是昔日的黨衛軍核心，他揭露過一堆俄國間諜的身份。而在遠比小説更荒誕的現實中，人們很久以後才發現，這個被親美政權重用的納粹幹將是一名蘇聯間諜。

　　在某種意義上，勒卡雷足夠幸運地只做過點情報基層工作，沒有被那個世界所吞噬，他才有機會以“正常作家”的姿態去看清並寫下：“情報組織之間的戰爭最無稽、最沒有生産力，也最無法自拔，它對真實世界既無任何啟發，也無任何助益，只是製造出無休無止的鏡子迷宮。”

　　情報世界與我們所在世界的道德

　　飽受“真相謎團”的困擾時，勒卡雷作過這樣一番檢討：“《柏林諜影》最大的價值，或者説，我犯下的最大過錯，是把這個故事講得讓人信服。歸根結底，故事裏的夢魘是世界上很多人的經歷。”他抵制外界評價他描寫“間諜的現實”，因為他的野心讓他把視線和筆觸投向更普遍的現實。007或《碟中諜》這類電影裏，老派特工在改變的世界裏成了不合時宜的人，比他們更老派的勒卡雷反而在這時越發顯得“合時”，就像他斷言的，今天這個時代和吞噬了利馬斯的時代，面對的問題是同一個：西方能多大程度地正當捍衛其價值觀。

　　從一開始，勒卡雷就是不樂觀的。《柏林諜影》裏虛構的情報機構頭目有明確的表態：不能因為你代表仁慈政策的一方，你就不像敵人那樣殘忍無情。後來，在《史邁利的人馬》結尾，史邁利贏了對手卡拉，勒卡雷卻在自序裏寫下：當卡拉一無所有地走向柏林墻，史邁利贏了，但贏的人輸了。現在，當他再談《柏林諜影》，他説的是：“西方的代言人打理得更加精緻考究，為非法的戰爭辯護，為無人機和刺殺製造理由，並號稱壟斷的大公司能為第三世界謀福祉。”這段指控微妙地和《幽靈黨》裏M那句“殺人的執照，本質應是不殺人的執照”相對應，如硬幣兩面，一面清醒悲觀，另一面寄託了一點救贖的渴望，殊途同歸於老作家那句格言式的結論：“情報世界和普通人世界的道德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