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屆茅盾文學獎評獎結果公佈又在社會上掀起了一股關注文學的熱潮，關於獲獎作家和作品的評介、關於茅盾文學獎評選等話題或文章佔據了各大媒體的重要版面，並頻繁出現在網路媒體上，引發持續討論。8月18日，中國作協小説委員會、文藝報社、中國作家網聯合在京舉辦第九屆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研討會。與會者就第九屆茅盾文學獎的評獎過程、作品特點以及評獎給中國長篇小説創作帶來的啟示和思考等話題暢所欲言。

　　評獎：寧可得罪朋友，也不得罪文學

　　茅盾文學獎自評選開始就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這也給評獎過程帶來一定的壓力。談到評獎的感受，評委們説的最多的就是責任。“評委們懷著一種責任心，懷著對文學的一種禮敬的心情參加評選，在評選過程中寧可得罪朋友，也不能得罪文學”，包明德説。他形容自己參加評獎是“如履薄冰”，在評獎過程中一直追求秉持公道正派的文學精神，評選出能代表近年文學創作水準的有説服力的作品。梁鴻鷹談到，各位評委表現出了非常好的藝術良知，認真研讀作品，反覆比較討論，過程當中還有很多爭論，所有這些都是對文學負責、對歷史負責，也是對作家負責。

　　符合參評標準的252部作品中不乏優秀之作，要從中選出不多於5部的獲獎作品，需要評委大量的閱讀比較和深入討論交流，綜合考慮各種評價因素。張檸認為，文學評獎與文學研究並不相同，評獎中評價長篇小説有諸多因素，如歷史時間的廣度、人物性格的典型性、精神生活的深度、人生觀和價值觀的普世性等等，評獎是要在這些因素中綜合考量，個人好惡這時候要讓步。朱向前也表示，此次評獎兼顧了先鋒與傳統、探索性與可讀性，側重單篇作品的同時也綜合考量作家整體成就，考量範圍相對廣泛。

　　獲獎作品：

　　表徵長篇小説創作的廣度和深度

　　長篇小説是文學創作中的一個重要領域，它能表達一個民族相當長歷史階段的生活，由於容量豐富、人物眾多、人物關係複雜，能很好地傳達出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的社會生活。茅盾文學獎評獎可説是對四年來中國長篇小説創作的一次巡禮，涵蓋了不同年齡、性別、民族的作者，所創作的題材領域也豐富多樣。5部獲獎作品，儘管風格各異，有的從社會歷史角度切入、有的從個人經驗角度切入，有的大開大闔、有的細緻入微，但從綜合層面上來看，都表徵了當代長篇小説創作的廣度和深度，也反映了作家的精神底色和創作品格。

　　大家認為，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是近年來較有厚度、頗富立意的長篇小説作品。它的藝術性主要表現在將宏大歷史視野和價值思考轉化為對個體命運的關切和人物性格的塑造上，幾代人的愛恨情仇背後交織著慾望和解放的渴望、革命的激情、烏托邦的衝動和終極價值選擇的焦慮，細膩的敘事顯示了作品對現實經驗高度的評價，典雅的語言是高遠精神追求的外在顯現，也是對文化傳統致敬的特殊姿態。陳福民認為，在《江南三部曲》中，格非用自己的方式通過多條線索傳達了對中國現代歷史以及中國當代知識分子歷程變遷的理解。作品從創作時間到容量的跨度都非常大。除此之外，格非也關注到中國古典的史傳傳統，小説的人物關係、語言表達方式都帶有古典文化韻味，呈現了漢語寫作的經典美。

　　1974年，王蒙開始寫作《這邊風景》，1978年完成後，“冷凍”了近40年才出版，而這部作品令老作家首次獲得茅盾文學獎。王蒙自稱是“靠生活突破了當時寫作的各種局限”，描寫了各族人民尤其是維吾爾族人民生動鮮活的性格、他們在艱難困苦中的光明快樂和獨特的語言與文化。這部作品之所以在40年後的今天“仍然活著”，陳曉明認為是因為王蒙牢牢抓住了文學來源於生活這種關係，用現實主義手法書寫了一個時代。楊慶祥也談到，在現代、後現代作品流行的今天，再去讀《這邊風景》這樣一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品，帶有某種審美解放的意義，體現了美學風格的多元化。而作為評論家，重要的就是要有反省認識，不能停留在個人的審美體系裏面。

　　李佩甫的《生命冊》是“平原三部曲”的收尾之作，在他看來，平原、土地和人與土地的對話是自己最為關注的寫作領地。孟繁華認為，一百多年來中國作家寫得最成熟最紮實最有成就的就是鄉村文學，李佩甫的《生命冊》獲得茅盾文學獎可謂實至名歸，特別是對鄉村人物的塑造之飽滿，給人印象特別深刻，比如蟲嫂這一人物，作者很好地寫出了她卑微的生存狀態和心理狀態。

　　以方言寫作的《繁花》從出版時就有兩種評價聲音，“喜歡的人真喜歡”，不喜歡的人則認為它的敘事過於瑣碎。正是這種“瑣碎”，才全面勾勒出了一座城市的全貌，加之金宇澄在敘事中所運用的傳統敘事元素，使得《繁花》呈現出很高的文本辨識度。胡平認為，“作者把他一輩子的生活體驗和對上海這座城市的體驗寫在了一本書裏，資訊量特別大。他處理小説的方式和方言的運用寫出了這個城市和這些人物的魂”，他也談到，《繁花》正是因作品本身的文學、語言價值最終摘獎，這也是今年茅盾文學獎的一個亮點。本屆茅盾文學獎向大家展示，我們不是光看你的資歷和總的創作量，更看你的作品。

　　蘇童的《黃雀記》延續了他慣常的小人物、小地方的敘事風格和節奏，通過三個當事人的不同視角，以三段體的結構寫出人物的成長和命運，並從中折射出時代的變遷。陳曉明認為，《黃雀記》有故事的內核、有完整的結構，有明晰的小説敘事邏輯和內在的自恰關係。作者的敘述動機和作品最終呈現的結果緊緊相扣，是一部標準的、典型的現代小説，而這恰恰是被很多評論所忽略的。

　　總的來看，獲獎作品既有傳統寫法、實驗筆調，也有雜糅古典、地域、民俗、超現實的混合文本，呈現出多元且富有活力的面貌。研討會後，記者採訪了評論家彭雲。他認為，大多數參評作品展現出當代作家對類型、題材的把握更加成熟老到，表達越來越從容自信、包容溫暖。這是一個信號，標誌著當代文學在相當長一段時間沉寂、徘徊、迷茫、頹唐、邊緣之後，在經歷文化博弈、市場考驗、多元實驗之後，重新找到了自信的文化立場、強大的語言動力和文本突破的可能性。梁鴻鷹認為，獲獎作品首先反映了中國人精神世界和中國經驗的豐富複雜，書寫了中國人近百年來所經歷的掙扎、磨難和進取，是真正的中國故事。這些作品體現了作家對文學精神的堅守，無論是老作家還是年輕作家，他們對文學創作的探索沒有懈怠，而是一直在向前推進。

　　啟示：純文學仍然有堅強的

　　寫作隊伍和讀者群

　　關於當代文學走向，大家多持樂觀態度，楊慶祥表示，“通過參加評獎，我對當代中國文學信心倍增。我發現有這麼多作家在認真地寫長篇小説，而且作品的創作水準一直在提升，我相信假以時日，當代文學一定會有更多經典的作品出現”。

　　在肯定成績的同時，與會評委也談到茅盾文學獎評獎對於中國當代文學的啟示。新世紀以來，面對範圍廣泛的大眾化寫作，純文學市場和讀者群存在著減少的趨勢，也有很多人在唱衰純文學。但陳福民認為，茅獎的評選反映出一個事實，文學自身的內部秩序仍然在起作用，即使面對大眾化和網路化的寫作，純文學仍然有堅強的寫作隊伍和讀者群。同時，茅獎的評選對於我們如何去尋找歷史當中新文學和傳統文學之間的關聯並互相借鑒，也有重要意義。陳曉明也從對獲獎作品的分析出發，思考中國漢語小説的傳統與現代問題。他提出，漢語寫作繞不開傳統、民族、本土的問題，繞不開歷史和生活，同樣繞不開中國經驗、中國故事，同時也應注意，從整體來看，如何把當今漢語小説對傳統性的接受與現代小説藝術的豐富經驗有效地結合在一起，漢語文學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且有很大的可為性。真正汲取現代小説經驗、加強漢語小説的結構意識，對於長篇小説作家來説還是首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