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首先想請您介紹一下這部獲獎作品《這邊風景》。這部您39歲時在新疆開始創作的作品，卻于79歲時才出版，按照您自己的説法，“好比是79歲的王蒙看到39歲的王蒙”。

　　王蒙：20世紀60年代，在我處於逆境的時候，我下決心到邊疆去，到農村去，破釜沉舟，重新打造一個更寬闊也更堅實的寫作人，打造一個煥然一新的工農化的寫作人。按當時的認識，我必須寫工農兵，只有寫工農兵才有出路。就像我在1963年底坐著火車帶著全家從北京到新疆時所吟咏的：“死死生生血未冷，風風雨雨志彌堅。春光唱徹方無恨，猶有微軀獻塞邊。”

　　我到了伊犁州伊寧縣，巴彥岱人民公社，與維吾爾族農民生活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勞動，並曾擔任二大隊副大隊長。

　　我很快與農民打成一片，講維吾爾語，讀維吾爾文書籍，背誦維吾爾文毛主席語錄與“老三篇”。我住在老農阿卜都熱合滿奴爾與黑力其汗烏斯曼夫婦家。我住的一間小屋，在我到來以後，燕子飛來做了巢，每天我與呢喃的燕子一起生活，農民們從這一點上認定我是一個善良的人。

　　我愛生活，我愛人民，我愛不同的環境與新鮮的經驗，我愛雪山與大漠，湖泊與草原，綠洲與戈壁灘。我得到了愛的回報。當地的農民喜歡我。

　　你可以説我是在特殊處境下做出的不一般的選擇，但是我選擇了，我做到了，我仍然充滿生機，愛戀著邊疆的對於我來説是全新的一切：伊犁河、大湟渠、砍土鏝、水磨，還有情歌《黑黑的眼睛》；尤其是各有特色的族群：漢、回、維吾爾、哈薩克、烏茲別克、錫伯、俄羅斯；還有馕餅、拉條子、哈密瓜與蘋果園。我曾經説我在新疆16年，完成著維吾爾語“博士後”的學業。我至今回想起這一切，更要強調説，新疆各族人民對我恩重如山。困境中，是那裏的人民保護了我。

　　於是有了《這邊風景》，我確實書寫了大量的有特色的生活細節。勞動、夏收、割草、揚場、趕車……我寫了人民公社時期的奮鬥、挫折、懶漢、積極分子；我寫了邊疆歷史的風風雨雨、恩怨情仇，我寫了那裏大異其趣的衣食住行婚嫁。討論作品的時候，有學者説他們看到了西域的清明上河圖，有的説邊疆生活細節排山倒海。一位維吾爾族女教授説：作家把他的心交給了我們，新疆各族人民也就願意把心交給他。

　　記者：請談談獲獎後的感受。

　　王蒙：此書的得獎最讓我感謝的是它將有利於人們關注新疆，了解新疆，熱愛新疆，走近新疆。我為新疆的兄弟姐妹們高興。

　　這本書的得獎，還讓我相信，真正的文學經得住時間的考驗。41年前動筆寫的書，37年前基本定稿，兩年前出版，現在受到了關注。毋庸置疑，寫作的年代與當下區別很大，寫作時有各種的局限性，可以説當時的寫作是戴著鐐銬的舞蹈。然而，只要下了苦功，有了刻骨銘心的生活經驗，有了血肉相連的感情交融，有了親近大地的匍匐與諦聽，有了對於人民音容笑貌的細膩記憶與欣賞，你寫出來的人、生活、情感，就能突破局限、擺脫鐐銬、充滿真情、充滿趣味，成就你所難以預見的閱讀的厚味與快樂。

　　仍然是王蒙寫的，仍然熱愛，仍然多情，仍然興致盎然，仍然一片光明，仍然有“青春萬歲”的信念，有“新來的年輕人”的眼光與好奇心，有對於生活的繽紛期待，有對於愛情的謳歌，有對於歷史和時代的鑽研，有對於日子的珍惜與溫習。

　　記者：在您看來，文學評獎與文學是什麼關係？

　　王蒙：茅盾文學獎的獲得當然令人高興。文學獎引人注目，因為它向讀者推薦了文學。獎為文學增光，前提是文學能不能給獎增光，能不能給予心靈以撫摸與衝擊、營養與激揚。只有文學本身可愛，獎才可愛。離開了作品去研究文學獎，未免可笑與可悲。獎能錦上添花，獎能促進發行，但是獎不能彌補缺陷，獎不能化東施為西施。把功夫放在爭取得獎而不是寫好作品上，只能説是作者沒出息到了極致。 （本報記者 饒 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