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很多熱愛科幻文學的人來説，王晉康這個名字想必不會陌生。作為國內著名科幻作家、第五屆全球華語科幻星雲獎“終身成就獎”得主以及第14屆中國科幻銀河獎得主，他和寫出曠世奇作《三體》的劉慈欣，在中國科幻文學界被奉為“金庸”和“古龍”級人物。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王晉康的作品以富有濃厚的哲理意蘊、善於追蹤20世紀最新的科學發現為特色，為科幻迷們打開了一扇通往神奇的科幻世界之窗，並引發了人們對人類命運的理性思考。

　　近日，王晉康出版了兩部科幻力作：《時空平移》講述了物理學家使用時間機器使人類文明的進化速度提前了一百萬年，卻發現由此一來反而影響了歷史的進程，於是他們決定再次開動時間機器做出補救；《四級恐怖》則記述了恐怖組織利用超級傳染性病毒製造恐慌的故事。

　　在20餘年的創作過程中，對中國科幻小説的現狀，王晉康有了頗多的認知和理解，而在魔幻、穿越故事充斥網路的今天，科幻小説的未來何去何從？在他看來，雖然相對於歐美，中國的科幻之路很長很遠，但不乏希望。

　　對 話

　　城市快報（以下簡稱“快報”）：你這些作品的靈感從何而來？

　　王晉康：如果靈感的到來有模式可循，那就不需要科幻作家啦，讓電腦來寫就行。我能説的就是：儘量放寬視野，儘量保持思維的活躍，等靈感的閃光突然降臨時，要學會抓住它。

　　快報：《時空平移》提到的時光機器，《四級恐怖》提到的超級傳染性病毒，這些科幻元素在不少作品中都存在，你覺得你的作品用什麼來吸引讀者？

　　王晉康：可以用哲理思考，比如《四級恐怖》中關於醫學的一些見解非常尖銳，也許它們是錯的，但至少是獨有的見解；也可以用懸念，比如，雖然是同樣的時空題材，不同作家有不同的“玩法”。當然，更好的做法，是用人性、思想、見識、生活閱歷這些文字之外的東西來讓年輕讀者産生仰視感。

　　快報：曾經看過你寫的一篇文章，説：“人類消滅天花和脊髓灰質炎的努力很可能是大方向上的錯誤！病毒之間肯定存在著互相制約的關係，今天的病毒世界是一種動態平衡。”但人們從來不這樣認為，因為這樣的惡性病毒曾經奪取了成千上萬人的生命，我們必須找到對抗它們的方法，對此你怎麼看？

　　王晉康：世界是多層面的，站在不同層面看，對同一個問題有不同的是非標準。比如，煙廠的工人努力生産，在發展經濟的角度看是對的，但站在人類整體的角度看，他們流的每滴汗水都增加了人們患肺癌的幾率。再比如，美國的某公司為了保證農民每年向他們購買良種，在種子中加上“自殺開關”。從現代商品社會的規則看，他們是完全正確的，否則就無法保證良種研究的可持續發展，但站在更高的角度看，濫用基因技術來確保人類中某一部分的利益則有可能損害整體利益，應該是犯罪。病毒同樣如此。科學家從天花病毒那兒挽救了無數人的生命，是莫大的功績，但人類中的智者也不得不考慮病毒之間潛在的危險，考慮是否可以全殲所有致病病毒。當這些“先行”的思考逐漸成熟後，會轉變成社會的實際行動。

　　快報：你認為，有五種很現實的災難在嚴重威脅人類，分別是氣候變化、淡水缺乏、超級病原體、有毒食物、未知災難。災難一是不可預知，二是不可控制，其實人類一直在努力預測並解決這些問題，對於人類的未來，你的觀點是否有些悲觀？

　　王晉康：科技的發展一定會助力人類解決這些威脅，這是沒有問題的，但誰能保證，有了高科技，人類社會的發展就一定永遠是良性的發展？至少100年前的科學未能預料為害數千萬人的艾滋病，未能預料影響全球的臭氧空洞……以今天的科學水準看，至少中國的淡水問題沒有有效的解決辦法——除非大規模減少人口和經濟規模。所以，當我們深情謳歌科學的光明時，也要時刻注意科學背後的陰影。我從來不是悲觀主義者，但也不是廉價的樂觀主義者。

　　快報：小説當中，技術的發展非常迅猛，但是技術並沒有解決人類的很多問題，最終拷問的是人的道德和良知，你覺得是這樣嗎？

　　王晉康：道德並非一成不變，科學的發展必將改變人類的傳統道德，但這種改變並非是很詩意的過程，一定充斥著痛苦、無奈和失落。

　　快報：很多人覺得，中國的科幻小説不再有上世紀90年代那樣的熱度了，你認為這些年國內科幻文學有怎樣的特點？

　　王晉康：這一波科幻浪潮是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復蘇，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有一個小高潮，一直延續到今天。這些年國內科幻的最大特點是新一代作家的出現，有人把他們命名為“新新生代”。相對於綠楊、我、何宏偉（何夕）、劉慈欣等人的傳統科幻，他們更為現代化。

　　快報：如今歐美、日本的科幻電影很多改編自科幻小説，風靡全球，而中國卻“望塵莫及”，是否這也是制約中國科幻小説發展的原因？

　　王晉康：就科幻電影而言，中國的文本積累肯定是超前于影視製作的，不過，這種狀況正在改變。我相信科幻影視的繁榮會帶來新的科幻浪潮——但也許會造成文字傳播的衰落。

　　本報記者 肖明舒

　　照片由王晉康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