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北京7月27日電 近日，劉夢溪先生的《馬一浮與國學》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劉夢溪主講《馬一浮與國學》讀書活動，向讀者介紹了這位學術大家的生平與成就。

　　馬一浮是20世紀的學術大家、新儒學的代表人物。一生追求學術， 學貫中西，涉獵廣泛，在經學、史學、哲學、佛學等領域均有建樹，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重要人物。但由於其鑽研精深，行文又多微言大義，故能深入了解馬一浮學術之人甚少，能集仲介紹其學術之專著則更為少見。

　　劉夢溪先生以中國現代學術史研究見長，善於通過對重要學術人物的研究來展開其對學術史之研究，用幾十年之功治陳寅恪和馬一浮。而馬一浮研究則更為艱辛，劉先生戲稱馬一浮是“雲端上的人物”。劉先生認為，家庭背景、婚姻生活、留學經歷、朋友結交對馬一浮選擇終身以學術為事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重視儒家典籍的研習和釋家載籍的精修，從而形成其儒佛會通的思想，亦與其經歷息息相關。馬一浮始終強調並堅持知識分子應有自由研究之空間，學術研究應有自主性，獨立不倚，志不可奪。他主張讀書應漸次與窮理盡性、蓄德進德、體驗證悟、涵養功夫、變化氣質聯繫起來，即其所謂讀書之五個階段。他強調“六藝論”，認為六藝統攝中西一切學術，國學即六藝之學；又強調“義理明相論”，是馬一浮針對六藝而建構的融通儒佛又輔以因明之學的新義理學説。馬一浮在浙大，尤其是建立和管理復性書院的過程中，他的學術旨趣、人才培養理念等均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實踐。

　　馬一浮的學術思想體系，可以用“新義理學説”立名，其學理構成為“六藝論”和“義理名相論”兩部分，其方法則是儒佛互闡和會通儒佛。對馬先生的一生為學而言，儒學是底色，佛學是生活，詩學是性情。他將國學重新定義為“六藝之學”的“國學論”，前賢不逮，義顯當代，澤被後世。

　　劉夢溪與他的馬一浮研究

　　一、怎樣看待近十年的國學熱和傳統文化熱

　　最近十年來的國學熱、傳統文化熱，是文化傳承和文化重建的不得不然的現象。它根源於百年以來不間斷地反傳統，特別是對十年內亂期間“大破四舊”、“跟傳統徹底決裂”思潮的一種反彈。

　　但傳統文化、文化傳統、國學與教育、禮儀與道德，其義理內涵及化跡型態，極為深邃複雜，今之學者分疏起來，猶感匪易，化入現行教育體制或成為可以踐行的當代人的生活倫理，更是知難行亦難的艱辛旅程。

　　好在中國有廣大博厚的民間社會，當佔據社會主流的價值系統“禮崩樂壞”的時候，還可以在民間找到那些文化的碎片，即所謂“禮失求諸野”。因此雖經過長期地對文化的大、小傳統的污名毀棄，我民族的文化傳統仍然還能斷而相續、不絕如縷。新儒家將後五四時期的傳統文化，形容為“花果飄零”，固為的論。但根脈尚存，只要有培育的土壤，重新著花結果，並非不可期待。

　　文化的“大傳統”則是指社會佔據主流位置的思想型態，例如漢代中葉以來的儒家思想。五四“反傳統”主要是反思和試圖整合文化的“大傳統”，民間社會的“小傳統”未曾發生深層的動搖。當下我們所致力的，是在民間“小傳統”先期重建之後，再一次對大傳統的整合與重建。這是一個接續民族文化的精神血脈、重建我國固有文化價值信仰的文化揚厲過程。

　　我們高興地看到，百年時日從未曾有過的文化人和國家中樞，正在合力創造文化重建的新世局。新的文化復興的曙光已經在華夏聖土露出潛發的微茫。

　　二、馬一浮是誰？他的大師氣質是什麼？

　　馬一浮先生是二十世紀的“儒之聖者”。過去學界常常把熊十力、梁漱溟跟馬一浮相提並論，但在這三個人當中，要講學問的“本我”境界——注意我用了一個詞，學問的“本我”境界——馬先生要高於梁，高於熊。但梁和熊也都很了不起，人格精神也都是一等的。但是馬先生的“本我”境界，比梁、熊要高一籌，這是我的看法。我説馬先生是二十世紀大師中的“儒之聖者”，但是你不能講熊十力是“儒之聖者”，也不能將梁漱溟是“儒之聖者”。他們都是儒學思想現代重構當中的重要人物，但只有馬先生我們可以稱他為“儒之聖者”。

　　馬先生又不僅僅是“儒之聖者”，他還是“高人”，還是“逸士”，也可以説是一個現代的隱者。在中國傳統當中，有品評人物的傳統。這個在六朝時期，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最發達。出現了很多奇書，譬如劉邵的《人物志》，譬如《世説新語》，一部記述魏晉人物風采面貌、品評人物性格精神的專書。我們如果用傳統的方法品評人物，馬先生顯然不僅僅是大學者，不僅僅是大師級的人物，他還是“高人”。他的眼光銳利，對學問一目了然，對人也一目了然。你剛一進來，想説的話，沒想説的話，他都知道。

　　馬先生學問根柢的深厚，他的超越的精神，他的內在精神的凈化，少有與之比肩者。他常説的一句話叫“刊落習氣”。大家不要以為“習氣”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庸俗之氣”，不僅為我們學者所要去掉，也為一般人所要去掉。每個從事專業的人也有這樣那樣的專業“習氣”。常常我們看到有一些學人，甚至有一些老師，自己做哪一方面的研究，就把這一方面抬到非常高的位置，覺得另外的領域都沒有他這個領域重要。這也是一種“專業偏執病”，也是專業的“習氣”。專業的成就是好的，專業的精神是好的，專業的“習氣”是要不得的，需要“刊落”。

　　三、國學概念的取義及流變

　　“國學”這個概念中國歷史上就有，《周禮》裏面就有，《漢書》、《後漢書》、《晉書》裏面，都有“國學”的概念。但歷來講的所謂“國學”，都是指“國立學校”的意思。

　　“國學”作為一個現代學術的概念，至少我們在1902年，梁啟超和黃遵憲的通信裏面，就開始使用“國學”的概念了。而在1902至1904年，梁啟超寫《中國學術變遷之大勢》，裏面最後一節，又使用了“國學”的概念。他説，現在有人擔心，“西學”這麼興旺，新學青年吐棄“國學”，很可能國學會走向滅亡。梁啟超説，“外學”越發達，“國學”反而增添活氣，獲得發展的生機。他在這裡再次用了“國學”的概念，而且把“國學”和“外學”兩個概念比較著使用。

　　可是，當時對於什麼是“國學”，沒有人作分疏。

　　直到1922年，北京大學成立“國學門”，第二年，1923年的時候，北京大學的“國學門”要出版一個刊物，叫《國學季刊》。請胡適之先生寫發刊詞，他第一次給國學下了一個定義。他説“國學”就是“國故學”的“省稱”。

　　“國故”是誰提出來的呢？胡適説，自從章太炎先生寫的一本書叫《國故論衡》，“國故”這個詞，大家就覺得可以成立了。這是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胡適之先生第一次對國學的概念作了一次分疏。

　　但是我們覺得這個概念的內涵太寬，所以胡先生這個定義事實上沒有被學術界採納，後來很長時間，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都不見再有人説“國學”就是“國故學”的省稱。為什麼呢？“國故”這個概念太龐雜，古代的社會制度、古代的人物、語言、文字、文學、藝術、禮儀、風俗、習慣、衣飾都包括在裏面了。如果“國學”就是研究這些漫無邊際的所有中國歷史上的這些東西，你很難把握住哪些是這一“學”的主要內容。

　　所以，事實上，學術界沒有採納胡適先生的定義，學術界不約而同地在三十、四十年代都認可“國學”的另一個定義，就是國學是“中國固有的學術”。

　　什麼是中國的“固有學術”呢？就是先秦的諸子百家之學，兩漢的經學，魏晉的玄學，隋唐的佛學，宋代的理學，明代心學，以及清代中葉的“樸學”（“清代漢學”）等。這是一個學術史的流變。這樣定義國學，還是太泛。人家會問：你是指哪個時代的學術呢？先秦的、兩漢的、魏晉南北朝的、唐代的、宋代的、明代的、還是清代的？還有，你是指哪一家的學術？講中國的學術，不僅有儒學，還有道家，還有道教，還有佛學，你是指哪一家的學術呢？所以，把國學定義為“中國固有學術”，還是太籠統，太寬泛。

　　四、馬一浮重新定義國學

　　馬一浮先生在1938年5月，在浙江大學開國學講座。他在第一講裏，就提出需要重新定義國學，他把這個叫“揩定國學名義”。

　　他提出：“今先楷定國學名義，舉此一名，該攝諸學，唯‘六藝’足以當之。” “六藝”就是“六經”，就是《詩》、《書》、《禮》、《樂》、《易》、《春秋》，即孔子之教。這是中國學問的最初的源頭，是中國文化的最高形態。馬一浮先生認為，國學就應該是“六藝之學”，這是他給出的新的不同於已往的國學定義。

　　馬一浮提出這樣一個國學定義，它的了不起之處在哪呢？它可以跟教育結合起來。你講“國學是中國的固有學術”，那是關於學術史流變的學問，專業人員研究起來尚且不無困難，你怎麼可能叫社會學科、自然學科、其他學科都來關注這樣一個“國學”呢？一般民眾更不用説了。

　　可是既然叫“國學”，就不能跟一般民眾不發生關聯。如果定義“國學”是“六藝之學”，就是國學是“六經”，跟全體民眾都有關係了。因為“六經”是中國人立國和做人的基本依據，是中華文化價值倫理的源泉。所以如果把“國學”定義為“六經”的話，它就可以進入現代的教育。

　　五、國學和“六經”的價值論理

　　“六經”的文詞比較難讀，但《論語》和《孟子》實際上是“六經”的簡約的通俗的讀本，因為孔子和孟子講的思想，就是“六經”的思想。孔、孟闡述的義理，就是“六經”的基本義理。

　　我把“六經”的基本義理概括為“敬”、“誠”、“信”，還有“忠恕”、“知恥”、“和而不同”等。我把“敬”放在了最前面。 “敬”是什麼？就是人的“自性莊嚴”。“敬”是個體生命的莊嚴，是人性的至尊至重，是每個人都應該具有的，我甚至認為“敬”已經進入中華文化的信仰之維。

　　這種“自性的莊嚴”，馬先生當然實現了。二十世紀的大史學家陳寅恪先生，一生提倡“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是“自性的莊嚴”的表現。那麼一般人士、沒有文化的人有沒有“自性的莊嚴”？當然有。我們看《紅樓夢》，當賈赦要娶鴛鴦做妾的時候，鴛鴦堅決不允，做了很多極端的舉動，包括破口大罵，甚至把自己的頭髮剪下來，所彰顯的就是鴛鴦這個年輕女性的“自性的莊嚴”。

　　孟子講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更是“人的自性莊嚴”的突出體現。人的“自性的莊嚴”，就是人的良知，匹夫匹婦都可以做到，男女老少都可以做到，有文化沒文化都可以做到。我們當下所缺的，就是這種人的“自性的莊嚴”。當代文化價值理念的建構，亟需添補的，就中國傳統這一塊，我講的以“敬”來帶領的這些價值理念，包括誠信、忠恕、仁愛、知恥、和同等，應該是最重要的亟待填補的精神價值。

　　而以“六經”為內容的國學，就可以通過教育的環節，和全體國民聯繫起來。所以我主張在小學、中學和大學的一二年級開設國學課，在現代知識教育體系之外補充上價值教育。

　　【作者簡介】

　　劉夢溪 當代文史學者，中國藝術研究院終身研究員、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研究方向為思想文化史、明清文學思潮和近現代學術思想。主要著作有《學術思想與人物》（2004）、《紅樓夢與百年中國》（2005）、《論國學》（2008）、《中國現代學術要略》（2008）、《國學與紅學》（2011）、《中國文化的狂者精神》（2012）、《陳寶箴和湖南新政》（2012）、《陳寅恪的學説》（2014）等。亦曾編纂《中國現代學術經典》（35卷、2000萬字，1997）。

　　【圖書資訊】

　　《馬一浮與國學》，劉夢溪 著，定價：52元，2015年6月三聯書店刊行 裝幀: 精裝ISBN: 978-7-108-052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