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傳》（上下），李向東、王增如著，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

　　《丁玲傳》作者是李向東、王增如夫婦，他倆多年來始終孜孜于寫丁玲、研究丁玲而不倦。他倆有些得天獨厚的優勢，因為王增如女士擔任過晚年丁玲的秘書。但他們更在乎怎麼從作為學者的歷史之眼，去看待丁玲。

　　對於丁玲，比起文壇學界一些人慣常發出的“不簡單”或“複雜性”的感嘆，我倒更喜歡用“另類”一詞來形容她。

　　不是嗎？她最早就是以“另類”女作家的面目登上文壇。對於寫作初衷，她在晚年寫的《我的生平與創作》中説：“我感到寂寞、苦悶，我要傾訴，我要吶喊，我沒有別的辦法，我拿起了筆，抒寫我對舊中國封建社會的憤懣與反抗。因此，我很自然地追隨我的前輩如魯迅、瞿秋白、茅盾等人，和他們一樣，不是為了描花繡朵，精心細刻，為了藝術而藝術，或者只是為了自己的愛好才從事文學事業的。不是的。”

　　丁玲的“複雜性”確實又在於，她一生始終是在“丁玲——莎菲——丁玲式”的“另類”命運中輪迴著。

　　丁玲的確有許多“另類”面孔。年輕時，她有著“莎菲式”張揚的“另類”個性。但很快，她“左傾”了，主編左連線關刊物《北斗》，反蔣抗日。她革命了，1932年加入中國共産黨。不久便被國民黨視為“另類”，遭到綁架逮捕，囚禁了三年。可是當她1936年逃離南京，抵達陜北，在延安叛逆了早年的那個莎菲，以“西北戰地服務團”主任之職奔赴山西抗日前線，無疑成了小資産階級知識女性眼中的“另類”之後，因寫了《我在霞村的時候》《在醫院中》和《“三八節”有感》等小説、散文，遂又成了無産階級革命隊伍裏沒有分清“延安”還是“西安”的“另類”。

　　新中國成立之後，丁玲再一次成為“另類”。1955年周揚開始攻擊丁玲，列舉出她一系列的“反黨”行為，打成“反黨集團”，兩年之後的1957年，她又被打成“右派”。

　　至於晚年丁玲被視為“另類”，主要是由於她在含冤那麼多年，又遭了那麼多那麼大的罪之後，竟然不“揭露”，不“控訴”，而是悟出“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

　　除了小説，丁玲散文搭建的也是一個“不簡單”的世界，從早期寫《五月》《河西途中》《風雨中憶蕭紅》等，到晚年的《“牛棚”小品》《魍魎世界》《風雪人間》，這一過程不啻從精神煉獄中的磨難到人格思想深呼吸的一次歷練，一種昇華。身陷牢獄也好，下放北大荒、蹲牛棚也罷，孤獨可以壓迫她的呼吸，卻無法窒息她的生命。她認定自己是無辜的“罪人”。“他們能奪去你身體的健康，卻不能搶走你健康的胸懷。你是海上遠去的白帆，希望在與波濤搏鬥。”“我將同這些可惡的惡魔搏鬥。”真誠、樸素，倔強、勇敢，樂觀、悲壯，閃爍著思想的火花和理想智慧的光芒。樸素中溢出高山流水的境界，沖淡處透發梅雪爭春的清芬，酣暢裏閃現粗獷豪邁的雄奇。

　　這正是《丁玲傳》要努力抓住的丁玲精神氣質中的三個鮮明特點：“孤獨，驕傲，反抗”。

　　以翔實的史料做有力的挖掘，讓已向歷史深處走去的丁玲，變得“眉目清晰”起來，這是兩位作者的初衷，同時也是我們的期待。傅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