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命運的人生》作者凱爾泰斯伊姆雷説，“我寫這本書，不是為了使仇恨永遠存在下去。”皮埃爾勒努阿爾在《帶條紋的地獄囚服》中寫道，“我還屬於集中營的世界。”

　　《帶條紋的地獄囚服》 （法）讓-皮埃爾勒努阿爾譯者：傅勇強人民文學出版社

諾獎作家凱爾泰斯伊姆雷

《無命運的人生》 作者：（匈）凱爾泰斯伊姆雷譯者： 許衍藝上海譯文出版社

　　有許多歷史的黑暗複雜地帶，其實在我們理解之外。或者説，儘管有諸多文本在幫我們理解，但在當事人看來，仍然觸不可及。我在這裡縮小範圍，説説奧斯維辛，以及兩個親歷人的文本留給我的感受。

　　“我感覺自己與他們不同，完全是陌生人。我還屬於集中營的世界。”一位名叫讓—皮埃爾勒努阿爾的法國老人這樣寫道。他的《帶條紋的地獄囚服》這本回憶錄最近我再次拿起，完全是凱爾泰斯的緣故，我讀他的《船夫日記》讀得入味，忍不住想將作家其他著作也拿來讀。只找到上譯版那本《無命運的人生》，旁邊挨著的就是這本。都是幾年前的舊書了，書脊還很細薄，若不是這樣定向地翻找，看到它們也非易事。但是，該看見的，總會被看見。這只是個機遇與時間的問題。同樣，願意理解與能理解，這也是個時間的問題。

　　《無命運的人生》（另一個版本譯作《命運無常》），也是帶自傳色彩的集中營文本，正好可以對比來讀。他們一個是生於1922年的匈牙利猶太人，15歲被輾轉運送至奧斯維辛、布痕瓦爾德等幾個集中營；一個是生於1929年的法國猶太人，呆過幾個集中營直至二戰勝利。凱爾泰斯的書裏，有大量的心理描述，仿佛一個內在的眼，在展開對環境、對人以及自己內心細緻的探尋，閱讀的進程也便如探尋本身一樣難熬、不確定而且莫測。相比之下，讓—皮埃爾勒努阿爾的敘述要明快跳脫得多。片斷式、跳躍式的場景捕捉，省略了很多前鋪後陳。諸多形形色色的“人”，構建出屬於集中營的特殊生態。“這裡也是歐洲。”作者以希臘神話作喻，他説這裡既有諸神（黨衛軍）、半神（替納粹看管集中營的老德國犯人）、還有來自德國統治下不同歐洲國家的賤民。賤民雖然是命運的共同體，但也不意味著沒有摩擦，相反，有時的對話還挺生猛：

　　“俄國同志，我的勺在哪兒？”“我他媽不知道。”“剛才還在桌上。”“我他媽沒看見。”“我們彼此以共産黨員的身份説話，你沒偷我的勺？”“法國傻X，叫喚什麼。你要勺，這兒有。”他把我的彎勺扔在桌上，説。“法國傻X，你在這待得有日子了，早該曉得東西誰撿就歸誰。”……

　　抄錄出這一小段，因為它非常代表這本書的敘述風格。簡潔利索，聲畫兼具，但沒有別的。我卻記住了這把勺子。我們通過電影建立起來的集中營想像，解放很容易被理解成一了百了的解放，但事實遠非這樣：“很久以後聽人講，遣返的蘇聯人回去後全被處決或流放到西伯利亞了。而其中一些人曾經有過英雄壯舉，尤其是那些遊擊隊員，他們在德國戰線後方採取過有效的戰爭行動。但紅軍中所有軍官或士兵一旦被敵人俘虜，就被稱作叛徒，也被當作叛徒對待……”我猜作者寫至此地，一定會聯想到那把勺子。

　　與死亡有關的字眼，卻是以平靜與超然的筆觸寫下，這既令人震撼，同時也耐人尋味。為什麼不將所受的苦難轉成憤怒的撻伐，作者在後記中這樣表達：“我寫這本書，不是為了使仇恨永遠存在下去。”

　　走到這一步並不容易，因為這本書最後一章叫《後遺症》，講的是集中營生活對其後來生活的影響。與《無命運的人生》的最後一章異曲同工，他們都説到了一個感受：孤立與隔膜。經此一遭的人們，是否能夠遺忘，以開始新的生活？凱爾泰斯筆下這位少年的回答是：NO。“發生過的事情是已經發生過的，我終歸不能夠命令自己的記憶把它們給忘了的。我認為，只有在我重新誕生時，要麼就是在我的大腦出問題或患病時，新生活才可能開始。”有過與舊時鄰居不歡而散的對話，少年突然感到：“在那些煙囪旁邊，在痛苦的間隙中，也有過某種與幸福相似的東西。”而讓—皮埃爾勒努阿爾也遭遇過不理解，一次還是在他對奧地利猶太人説過一番話之後：“親愛的，假如我不是法國青年，是德國青年，我也會參加戰爭，我寧願不去思考讓我執行的命令。”對方不解：“您受盡了所有這些痛苦之後，怎麼還能説出這樣的話？” 是啊，怎麼能？怎麼會？但我知道語言有時的吊詭，讓在這裡用了寧願與假如。正是這兩個詞，墊出了黑暗與苦痛的全部重量。

　　與凱爾泰斯的諾獎名聲相比，讓—皮埃爾勒努阿爾聽來相對陌生，百度上的中文資料，還停留在與書相關的部分。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還健在，只是看到印在封底的他的肖像，依然精神矍鑠、氣色很好。此書是他晚年應孩子的要求所寫，後記中他真心希望他所經歷的是所謂文明國家進行的最後一次戰爭。一位對世界心懷希望的老人，總是讓人溫暖，這也是我讀這本書的感受。

　　説苦難會轉化為人生的財富，這是一句籠統的話。苦難怎樣化為財富，凱爾泰斯與這位老人，都提示了各自的方向。看《船夫日記》當知，《無命運的人生》只是凱爾泰斯思考奧斯維辛的第一步。他後來移居柏林，説要把大屠殺作為思考的起點。“現在，唯一值得思考的是：我們該如何從這裡繼續前進？”而讓—皮埃爾勒努阿爾戰後從事企業管理工作。書中記錄了與一位美國人的相遇。他告訴他，當年執行轟炸任務，目標正是他所在的米斯堡集中營。“後來我們常在一起打高爾夫球。沒有怨恨。”這件事就此結尾。

　　樸素而高貴，是作家莫裏斯德呂翁對他這本書最精準的評價，但我體會到，這絕不僅僅指文體的質地，還指的是以這種文字來敘述苦難的那個人。

　　“我們和他們存在鴻溝。”莫裏斯德呂翁的推薦序裏還提到一個關鍵詞，要理解它就得同時理解凱爾泰斯這句話：“怎樣才能處理好資料與整理原則之間難以跨越的斷崖？如何避開那些經過修飾、反覆出現的狡黠窺望的劇情？”創作者的自問，也差不多提示了作為觀看者的我們所容易陷入的陷阱。而要彌合這斷崖與鴻溝，就得如凱爾泰斯書中少年所説：“得把所有這四年、六年或者十二年都乘三百六十五天，再乘二十四小時……最後再把所有這些都倒回去，每秒鐘、每分鐘、每小時，每天地倒回去，然後把所有的時間全都消磨掉。”顯然我們沒法做到，就像我們沒法想像，在這消磨的過程中，除開那巨大的恐懼與顫慄，還有冗長的麻木與無聊。以及在我們聽來頗不可思議的“幸福”。

　　而這兩本小書，都在以各自方式提示著這些，可貴的還有，在深感不被理解中，他們仍自覺地搭建著這一記憶遺産與現實、未來之間的橋梁。(孫小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