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作《紙老虎》引進國內
奧利維埃 羅蘭：堅守和保護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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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記者 陳凡 本報記者 張瀅瑩
法國作家奧利維埃 羅蘭出生於1947年，他是法國“五月風暴”的親歷者和見證者，曾在巴黎街頭向戴高樂政府呼喊法蘭西民族《人權宣言》的最高理想：平等，自由，博愛。日前，這位年近古稀的作家帶著代表作《紙老虎》來到上海，在復旦大學舉行的主題為“歷史、記憶與文學創作”的講座中，他為中國讀者講述了優雅謙和的法國人曾有過的另一段激情歲月。
因為迷茫而寫作
1968年，法國“五月風暴”過後，激情褪去。參加過革命的法國知識分子開始懷疑曾經的信仰，信仰的破碎使得一些人終於因焦慮過度而自殺。有些則走上了漫長的反省之路。羅蘭屬於後者，而前者則成了他的小説《紙老虎》中瑪麗的父親。革命過後的羅蘭十分迷茫和困惑：曾經熱烈的信仰到頭來竟被證明是走不通的理論。以前幾乎不讀書的他開始閱讀康拉德、福柯、普魯斯特、福樓拜等作家的作品。小説似乎能慢慢消解羅蘭的困惑，後來他竟對小説著了迷。
當被問及為何三十年後才寫這本關於革命的書時，羅蘭這樣説：“很多東西都會沉澱，當其在記憶中快消失時，就像水慢慢滲過石頭，越到後面，越能夠比較冷靜。”這樣的回答引起了在場的評論家張新穎的共鳴。張新穎這樣評價羅蘭：“很多人從文學離開了轉到理論上去，而羅蘭先生走的路正好相反。文學和歷史孰重孰輕，我們無從所知。但有的時候，你真的能在文學作品中讀到歷史中沒有的東西，我覺得這是文學的價值。”
在那個年代，困惑的羅蘭選擇了寫小説。其實在1983年他就發表了第一部小説《未來現象》，對革命的破滅進行思索。但他説“那個時候的我和現在的我又很不一樣，那時候激情還未完全退卻，而現在，終於水滴石穿似的讓我平靜下來”。1994年，他的小説《蘇丹港》獲法國費米娜獎，2003年，小説《紙老虎》獲法蘭西文化獎，2010年，他又榮膺法蘭西學院保羅 莫朗大獎。
告訴下一代人我們的事
《紙老虎》一開始就採用了意識流的手法，並以第二人稱展開敘述，講述發生在1968年前後的故事，通過作者強烈的視覺和動態感受的描寫，反映出一個特殊時代看似輕狂卻包含著年輕人強烈精神追求的特殊體驗。“那時候你們眼裏的世界、你們生活的世界，都被一股強大的力量推向深處，把你們改變，那個力量把每個事件每個個人都跟歷史中最偉大最悲壯的事件和個人結成一條鏈。人們可以認為這些很可笑，但這畢竟是詩一般的東西。”羅蘭嘗試用一種沉靜的語言向大家展示那一個特殊時代的往事。
回憶過往，羅蘭表示，每個人都有自己表達情緒和困惑的方式。“我當時參加了‘五月革命’，當時也有人提出用暴力來爭取平等，可是我總覺得，在我們的極端裏還存有一些理性，而暴力的結局會讓我們成為恐怖組織。”可是他總覺得，如果想要下一代人了解有血有肉的事件過程，他只有借助筆墨的力量。“小説借助語言的媒介可以生動再現當時的人經歷了什麼，這是有血有肉的，因為他們的內心生活也在小説裏。至於我為什麼選擇第二人稱敘述，有兩個原因：一是，我真的很想告訴下一代人我們那一代的事情。我喜歡在書中寫女性，這樣選擇時因為我總覺得更有慾望寫下去。”他説。
法國作家保羅 瓦萊裏説過，“如果每個人除去自己的生活不能經歷其他別的一些生活，那他就不算經歷了自己的生命。”如果這是真實，那麼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有著豐富人生的奧利維埃 羅蘭。在《紙老虎》中讀者可以讀到很多以工廠為場景的片段。回憶時，羅蘭仍然覺得當年在工廠的經歷讓他受益匪淺：“那一段時間，我們的組織曾經去過巴黎附近的工廠，我是負責的頭頭。在那裏，我漸漸發現大學生和工人的訴求非常不一樣。我們組織提出的口號是為工人爭得平等，爭取尊嚴，而他們的則是：‘給我們漲工資！’一直以來，法國的知識分子很清高，覺得工人階級可能就是沒有文化，甚至粗魯的。可是，真正走近那些人，你會有不一樣的感覺。”
《紙老虎》中的“我”的敘述常常充滿著理想主義，而在聽著的“我”敘述過往的朋友之女瑪麗卻很少説話。他們身上呈現出的羅蘭是這樣看待兩代人的理想的：《紙老虎》的創作背景正是西方涌動著理想主義浪潮的時期，戰後財富分配很不均勻，知識分子也能看到印度支那艱難地走出被殖民的處境。西方世界享受成果的同時，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卻遭受著資本主義國家的擴張帶來的苦難。“我覺得這樣的理想主義在今天也仍然值得堅持。渴望公正和博愛的意願任何時代都存在。因為人類永遠需要平等、公正、博愛。”談及年輕一代的理想，羅蘭説，“我們現在也常常想問年輕人：你們這一代人的目標是什麼？但是這也只有這一代人自己去回答。”
作家應對語言敏感
閱讀《紙老虎》的讀者往往會被其中精妙的語言所吸引，在創作中，羅蘭坦言自己非常欣賞福樓拜的創作理念：“我甚至只想寫一本書、沒有故事，也沒有情節，只有語言。”該書的翻譯孟湄更是在翻譯的過程中因為各種新造的詞而費盡腦汁。羅蘭認為，作家對語言應有一種敏感。與許多語言類似，法語也在時代的發展中不斷受到各種外界因素的影響。“我覺得法語正在簡單化，平庸化。而這樣的趨勢在全世界蔓延著。”他説，“在語言貧困化的時代裏，作家在用他們自己的創作來捍衛自己的語言。我很喜歡自己國家的語言，尤其喜歡十八世紀的法語，拉伯雷的法語。”但他同樣認為，語言有自己的生命力，不應當像保護歷史文物那樣固守。“如果我們的語言是豐富的，廣闊的，我們的思想也會開闊；相反，如果我們的語言是狹隘的，平庸的，我們的思想也會跟著貧瘠。我認為，做文學的人的使命就是要堅守語言，保護語言。如果我們要描述一個景象，我們要用語言把它描述得更加生動。用費爾南多 佩索亞的話説，要讓‘田野在詞語中的蒼翠比它自己的綠色更加濃郁’。作家的使命就是要用美的語言完成對讀者的一種呈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