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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臺灣街巷之老街情思

2012-09-05 10:50     來源:北京的臺灣街巷——臺灣會館和臺灣映像     編輯:王思羽

  

    ◆老街情思

  北京的街確有很多,像長安街非常著名,被稱作十里長街,名揚四海。在離長安街天安門地段相近的一個街,相信很多人不會陌生,這條街叫前門大街。説起前門,就感到她是一個聚寶盆,似乎蘊藏著諸多的東西南北人來人往説也説不完的故事,她又幾乎佔據著少時對北京的全部記憶。去北京的第一站,很順當的就是前門,因為她是地鐵二號線上的一段,從這裡下車,去天安門、去王府井在交通上都十分方便。這裡有大柵欄,那麼多的商品雲集於此,有帽子、鞋等各種需要的物件,那時候覺得似乎應有盡有。還有對前門“大柵欄”這個詞的稱呼,北京人最準確的稱呼是“DA SHI LA”,這也可能是前門文化的一部分吧。八十年代來北京旅遊的時候,居住的就是廊房頭條。這一大堆的如數家珍,對前門真的有那麼多的情感了。然而,在前門中有一個建築,也許讓我和周圍的人們更多的是一分關注。

  是的,在這些那麼多的建築、民居之中,有一個特別的四合院,那就是臺灣會館。對個臺灣會館的了解,也許年輕人知道得並不多。曾給幾個朋友提起過,有的難以説得很具體。然而,她確確實實地存在於北京的繁華地帶前門,她靜靜地躺在那個叫大江衚同的地方,無聲無響,一待就是一百年。這個百年,發生了很多的事,作為炎黃子孫不願意提起那許多往事和苦難歲月,卻又有無窮的話要説起。我們有時過於在意名利浮華與私欲奢求,忘卻審視是非、善惡和美醜,更沒有勇氣盤剝風雨歲月的悲愴與陸離,也許擺出來,説清楚,讓真實暴露在那鋪著文宣硯墨的案頭前,是功是敗,屬榮屬屈,才能讓我們不犯老錯,增添智慧和力量。歷史上,我們曾經顯赫、繁華、強大,然而又經歷了衰弱、貧窮和腐朽,那時候許多的人在問,我們這個民族怎麼了,問題出在哪,困境是什麼,是怎樣的勢力給了我們民族最沉重的打擊,也不禁讓我們感傷命勢的多變和人情的調零,從迷惘、憤悶中解脫出來,這其中引發的思索和聯想也讓我們時刻不斷地銘記。這座臺灣會館能夠印證什麼,告訴我們什麼,或許是我們所需要真正關心的問題。

  説起臺灣會館,不能不説臺灣。臺灣在孩子們的課本裏、在我們的記憶中是阿里山、日月潭和“外婆的澎湖灣”。據中美等國考古專家聯合考察,在福建東山島沿著臺灣的澍湖一直到臺南,有一個隆起的聯接段,叫“東山陸橋”。閩臺的動物化石十分相似,考古學家考察為同一動物群。也就是説,在大陸與臺灣之間最早是有一個通道,通過這個通道,兩岸的人類、動物來往于海峽之間。在史前的冰河時期,“東山陸橋”曾經多次露出海面,近180萬年以來,海平面下降超過40米的狀況至少有7次,“東山陸橋”在距今約8500年前才淹沒于海底。從這個角度可以看出,海峽兩岸自古是相通的,兩岸同胞本來就是一家人。在史書上早在三國時期就有兵將到臺灣的記載。清朝時期,臺灣單獨建省,按照當時的體制要求,就有許多臺灣學子晉京趕考。臺灣和其他省一樣,是通過“公車”運送考生到北京集中考試。當然到了城裏要歇歇腳再考,於是在老北京各種會館林立。臺灣會館建之前,到京的臺灣學子大多住在福建的會館裏。1890年前後,臺灣會館在北京落成,這給趕考和在京經商的臺灣同胞提供了便利的場所。天有不測風雲,任何事情不是單擺浮擱,甲午戰爭失敗後,日軍又突破鴨綠江佔領營口,同時攻佔澎湖,光緒皇帝委任李鴻章為全權大臣,赴日本求和。李鴻章來到了日本山陽道海口,也就是馬關,與日本使者伊藤博文及陸奧宗光談判。李鴻章一去就説要停戰,然而伊滕、陸奧不答應,説要訂和約再停戰。李鴻章想要以拖待變,結果連續幾天議和都沒有談成。一天,李鴻章在回寓所的路上,被一顆子彈擊中,正中左臉顴骨位置,鮮血直流,連忙喊刺客,叫日本警察來。病了幾天,雙方又來商議,伊塍、陸奧不肯多讓,最後只好訂了這十一款條約。其中把臺灣、澎湖和遼東半島劃為日本所有。這個時候,兩江總督張之洞給朝庭提出聯俄抗日建議,“賄賂倭寇不如賄賂俄國,我朝只需與日使一半的條件,就可以轉敗為勝”,結果還真是取得了效果。俄國聯合德國、法國遣責日本,才歸還了遼東半島,但臺灣、澎湖仍歸日所有。臺灣割讓給日本的消息傳出後,讓國人十分震驚。在朝為官的臺籍官員特別憤怒,提起筆來,上訴朝庭,拒絕將臺灣割讓出去。我們深深地敬佩這五位臺籍官員,他們的壯舉驚天地、泣鬼神,在民族大義面前不退縮,喊出了那個渾沌風雲時代的最強音。聽一聽這擲地轟鳴的聲音吧:“今者聞朝廷割棄臺地以予倭人,數千百萬生靈皆北向慟哭,閭巷婦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懷不共戴天之仇,誰肯甘心降敵!縱使倭人脅以兵力,而全臺赤子誓不與倭人俱生,勢必勉強支援,至矢亡援絕,數千百萬生靈盡歸糜爛而已……夫以全臺之地使之戰而陷、全臺之民使之戰而亡……雖肝腦涂地而無所悔。”就讓我們記住這五個人的名字,他們是戶部主事葉題雁、翰林院庶吉士李清琦、舉人汪春源、舉人羅秀蕙、舉人黃宗鼎,都是臺灣省籍人,史稱為“臺灣五人上書”。其中的黃宗鼎是現在在任的北京海峽兩岸書畫家聯誼會副會長黃正襄的父親。五個人的舉動,使康有為先生十分感動,即賦詩一首:“抗章優闕公車多,連名三千轂相摩,聯軫五里塞巷過。臺人號泣拳檢歌,九城謠諜遍網羅。”並將這股力量作為其中的組成,匯聚成“公車上書”的實現。這對國家、對民族的牽係與悲憤,化成了一股股巨大的洪流,一些文學上作品可以體現出來。五四新文學運動時期著名作家許地山先生之父,晚清進士、臺南籍的許南英先生對臺灣會館有一種憂思在其中,在臺灣會館失火後作題為《戊申入都門感興》七言詩,詩文是:“故土遺黎祖國來,傷心會館紀全臺。天公妒爾名無實,一炬三椽付劫灰。” 隨著臺灣被日本佔據,也造成了臺灣會館失去了其原有的功能,一直到新中國成立,臺灣會館進行了兩次的修復,也就是現在的樣子。

  臺灣會館自身的存在,似乎在訴説著歷史,同時又在召示著未來。她告訴我們那曾經的一切,又告訴我們怎樣地不讓歷史重演。然而,無論怎樣,她歷創凝重、蕩滌浮塵,印證著臺灣和大陸抗爭分割、攜手同進的事實。這些擺在這裡,我們也難以想像那些企圖掩蓋、抹殺事實的人怎麼會得逞。讓我驚詫的是在臺灣真的有這樣的硬漢,他們為了捍衛公平正義,將自身置之度過,喊出那些最真切、最有力量卻又最難以喊出的聲音,我在想這是不是就是社會的脊梁、民族的骨氣,他們憂於民族利益,他們奔走呼喊,正是由於這樣的人組成巨大的洪流創造了歷史。其實兩岸太需要溝通、太需要相互理解。一樣的血脈,一樣的歷史,作為後人不應忘卻這樣的傷痛,應靜靜地坐下來,療傷、養護,相互扶協,迎接新的未來。那些違背歷史潮流的人、那些離祖叛經的人,可以拒絕歷史、可以拒絕文字、可以拒絕語言甚至可以拒絕姓氏,可是無法拒絕你流淌的血液、黃色的皮膚和黑色的頭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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