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淩晨,臺灣知名作家柏楊在臺北病逝,享年89歲。他和李敖都是臺灣著名雜文家,同時又與張學良、李敖一起並稱臺灣“三大難友”。他的《醜陋的中國人》一書,曾在大陸一版再版,並在80年代末引起過激烈爭論。
柏楊的傳奇人生就此畫上句號,但其思想與人格的火花,仍在眾多熱愛他的讀者中閃耀。
“不為君王唱讚歌,只為蒼生説人話”
就在今年2月,柏楊捐贈的56箱、共11745件珍貴文獻資料入藏中國現代文學館。文學館向柏楊夫婦頒發了入藏證書和“巴金手模”紀念品,感謝他們對中國現當代文學事業做的貢獻。
“得知柏楊逝世的消息,我的心情很沉重。我馬上聯繫文學館工作人員發電慰問張香華女士(柏楊夫人)。”中國作協副主席、現代文學館館長陳建功説,柏楊先生獨到的思考和深刻的剖析,必將成為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傳之久遠的精神財富。
柏楊原名郭衣洞,1920年出生於河南,1949年前往臺灣,1968年因所謂“挑撥人民與政府間感情”而獲罪于臺灣當局,度過了9年零26天的鐵窗生涯。事後,柏楊回憶説,“正是自1968至1977年間,當我做了階下囚,便開始潛心治史。”身陷囹圄,使他對中國歷史和現實進行了深入思考,這也成為他一生治學為文為人的動力源泉。
“我之所以寫中國歷史,就是想要追究一個問題——中國的歷史為何迴圈往復地充滿了血腥和欺詐,到底該由誰來負責?”“我以雜文體寫歷史,形式上嬉笑怒罵,但內心無比沉重。”他説。
1988年,《醜陋的中國人》被引進大陸,一時振聾發聵,洛陽紙貴。
作家陳忠實回憶當時情景,“那時文學朋友碰面聚首,傳遞著臺灣作家柏楊的名字,新奇到頗帶某些神秘的色彩……《醜陋的中國人》裏的柏楊,是一個犀利到尖銳的思想家,甚至很自然地聯想到魯迅。”
批判中國人的“臟、亂、吵”、“窩裏鬥”、“醬缸”文化……柏楊以率真、犀利的形象,引起國人廣泛關注。柏楊自己也曾説,“對中國人‘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一直是有良心的知識分子、作家、學者的生命基調。”
柏楊一生針砭時事,借古諷今,猶如奮戰不懈的鬥士。“不肯聽話,是我自己性格最大的弱點之一。”他自評道,“我擺脫傳統文化的包袱,不為君王唱讚歌,只為蒼生説人話。”這也成為廣大讀者熟知的一句名言。
對此,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港臺文學研究專家蔣朗朗認為,“他是一個真正的平民知識分子,為平民代言,長期關注民生。他用寫雜文的方式,從鄉村凋敝到物欲橫流對人性的侵蝕,一路寫來,對種種不平等、腐敗的現象進行抨擊。他不是坐在高堂上布道式的知識分子,而是真正通過實際行動來體現著一個知識分子的品格和情懷。”
“中國——我們的母親,是我們惟一的立足點”
柏楊一生著述等身,計有170多部小説、雜文和歷史作品面世,為“十年坐牢,十年雜文,十年著史,十年小説”的傳奇作家。其中,《柏楊版資治通鑒》在臺灣被譽為最有價值和最暢銷的一部書,《中國人史綱》被列為對社會影響力最大的十部書之一。
“他其實是借助歷史來喻現實,在歷史與現實中找到了一個結合點。”蔣朗朗評價道,柏楊的一切與其深厚的中華文化底蘊是密不可分的。
柏楊説,“我們的國家只有一個,那就是中國……中國——我們的母親,是我們惟一的立足點。”
1988年,他第一次回到大陸,回到了闊別40年的家鄉。今年年初,“中國現代文學館 柏楊研究中心”成立揭牌儀式在北京舉行時,因健康原因,柏楊未能成行。
“我來時請他寫了幾個字,他費力寫了‘重回大陸真好’,簽名竟用了一個多小時。”張香華女士説,儘管當時已是88歲高齡,但是‘重回大陸’一直是他非常清晰的願望。
柏楊曾提起過一件事。大陸一個劇團到臺灣表演老捨得《茶館》,“我在臺下,看得老淚縱橫,心情沉重無比,仿佛中國百年來的傷痛逼面而來,我們卻束手無策。”正是這種以史為鑒思考中國問題的視角,使他的思想和情懷具有了深遠的穿透力。
不久前,他接受採訪時説,“今天的中國,經濟走上改革開放,人口生育受到控制,加上資訊不容易阻隔,門戶大開。我們不趁這個形勢大好的機會,繼續為這條未竟之路振作奮鬥,更待何時?只是,這個時代經濟突飛猛進,人民的文明度卻落在後面。我只怕中國人痼疾未除,卻暴發各種新的病變。”他對中國及中國人前途命運的憂患,始終如一。
張香華女士提到柏楊對後起之秀的期盼:“把空白的紙和筆鋪在年輕一代的桌上,把手中的麥克風交給年輕的一代,去試你們的新聲。”一位年輕網友動情地回應道:“如今他要向最關心他的讀者説,你們慢慢讀我的書吧!我要多睡睡覺,好嗎?”
學者易中天説,“聽説柏楊先生仙逝,我發了很久的呆。我相信,冥頑不化的人會越來越少,與時俱進的人會越來越多。我們偉大的民族,也一定會繼續前行。柏楊先生,請放心安息吧!”
柏楊先生埋骨臺灣,終於停筆休息。一位網友的話道出了許多人的心聲:“在他的墓碑上應該寫上這麼一段話——這裡埋葬著我們的一面鏡子,一個美麗的中國人。他在世的時候,讓所有人覺得刺痛。而沒有了他,又讓所有人悵然若失。” (本報記者 呂紹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