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説莫言並不太喜歡關於他不擅長描寫都市的評論，然而，莫言確實還沒能展現出他對中國城市的把握能力。他的“高密東北鄉”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大家都承認他是福克納的高倣版、馬爾克斯最好的中國學生，連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對此都表示認可。可是，莫言東北鄉的獨特性何在？諾獎不至於只是頒給歐美文學的一個東方模倣者吧？
如洪子誠教授所言，莫言作品中的鄉村圖景“來源於他童年的記憶，在那片土地上的見聞，以及他的豐沛的感覺和想像”。德國漢學家顧彬則指出：“莫言改頭換面地繼承了1949年前的現代中國文學，特別是沈從文和魯迅。他另外還借鑒了中國傳統和西方的（後）現代敘事技巧。”他值得肯定之處，反而在於“直截了當地表達他對於農村中社會關係的批判看法”。
鄉土小説是新文學的大宗，但這一傳統以“趙樹理方向”為界，發生了巨大變異。此前的鄉土小説作家，以魯迅為開端，或帶有強烈的啟蒙心態，或懷抱理想化的田園想像，將中國鄉村作為“文明”的對立面加以書寫；而趙樹理之後，這一派作家（尤其是那些直接從農村被發掘出來的作家）盡力洗刷自己的知識分子立場，轉而用階級鬥爭視角關注農村的權力關係變化，從《太陽照在桑幹河上》到《創業史》再到《金光大道》，一條文脈貫通三十年共和國文學史。這條文脈的特徵是對農村社會的政治化與符號化描寫，但同時也將農村題材變成了當代文學中最為豐富成熟的創作資源。
莫言、賈平凹、閻連科等人所謂“改頭換面的繼承”，並不只限于魯迅與沈從文開創的新文學鄉土文學傳統，新中國文學的遺産同樣影響著他們的創作。在他們筆下，既有祖先驍勇血性的生命狀態，也有田園生活的樸素與美好，而鄉村社會中的政治、家庭權力關係更是一個書寫重點。在文學將思想圖解、新聞報道、社會學報告等諸多功能一肩承載的時代，農村題材的作品反而是以城市居民為主的文學讀者了解與想像鄉土中國的重要途徑。
然而，隨著中國社會的巨變，鄉村社會本身的“空心化”與城市化，使得過往的鄉土經驗與農村問題認知，已經難以有效地記錄與呈現當下農村的崩潰與轉型。雖然莫言保持著與高密老家的聯繫，但熟悉農村甚至生活于其中，與將生活經驗轉化為文學資源，並不能畫等號。
評論家孟繁華就曾指出：這些基本上屬於“50後”的作家，“是有特殊經歷的一代人，他們大多有上山下鄉或從軍經歷，或有鄉村出身的背景。如今，他們獨步天下，卻不再是文學變革的推動力量。他們對這個時代的精神困境和難題，不僅沒有表達的能力，甚至喪失了願望”。
是否“喪失了願望”尚可商榷，但新文學以來的鄉土書寫傳統，難以處理城市文明侵掠下的農村邊緣化、空殼化問題，卻是可見的事實。
需要強調的是，鄉土寫作所依賴的“土地”正在日益消失。官方統計數據顯示，在過去十年，中國共消失了90萬個自然村。鄉土的消失，似乎未能刺激當下寫作者，在理應出現土地輓歌的時代，鄉土文學的創作卻走向一片凋零。莫言獲諾獎，也只是為這一寫作傳統續上了一個漸行漸遠的背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