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脫變中虛擬資本主義經濟時代的思考

　　冷戰結束20 年了，世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政治上的單極世界正在向多極世界脫變；經濟上，發展中國家向實體經濟拓展，發達國家正在向虛擬經濟脫變；貿易上，改變了發達國家定價一言堂，美正準備另起爐灶，可“TPP”路漫漫何其遠；金融上，歐元、美元、日元、人民幣群雄逐鹿,QE相繼出臺，金融戰火經久不息；軍事上，機械化戰爭向資訊化戰爭轉變，傳統軍事領域鬥爭與非傳統領域軍事鬥爭相互交織，演變出六維空間與政治、經濟、外交、制裁、遏制等創新戰法；文化上，正在向多元融合演變，企圖用一種文明去代替另一種文明的極端主義，正在被無限反抗所洗禮，面對一個脫變的世界，人類正在從理論到實踐中接受著文明的考驗。

　　新的形勢下需要新的理論分析框架。核條件下的世界格局和理論背景正被網路戰爭帶來毀滅性後果所影響，人類需要重建立新的理論體系，去迎接“脫變時代”的考驗。世界經濟的全球化，産業鏈連接更加緊密，幾乎到了東打噴嚏，西就感冒的程度。“一塊新利潤、二個新流程、三個新世界、四種新關係”的理論框架正在使金融資本利益成為核心利益，而“命運共同體”的理論應運而生，正在改變零和理論並使其進入邊緣時代。發展、合作、共贏與競爭、遏制、俱傷並存，誰贏得正義誰就贏得了世界多數國家的支援。

　　中國的“一帶一路”建設和構建“亞太命運共同體”的思想正變成現實，在大國框架內重點同發展中大國合作，已成為推動世界經濟增長新的動力。當西方經濟“脫實向虛”疾進時，也為我國和發展中大國提供了新的機遇。

　　發展中國家目前仍處於工業化、城鎮化中期，發展實體經濟的任務還遠遠沒有完成，我們還不具備西方的經濟強權和軍事霸權，沒有玩“虛擬經濟”的資格，如過早的參加必將對實體經濟建設帶來影響。在經貿易領域我們又不可能離開國際市場，中國企業要走出去必須與國際資本打交道，因此，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必須“水道渠成”，沒有必要過早的挑戰美元的霸主地位。

　　美元、歐元的霸主地位之爭為我們提供了更好的發展空間。美元與黃金脫鉤，實質上美元已經變成了主權信用貨幣，美國經濟的虛擬化深化了歐、美貨幣矛盾，歐盟也加快了推進虛擬經濟QE，弱化了歐盟的實體經濟，美歐愈來愈依賴進口商品，虛擬經濟的寄生性、垂死性正在擴大，這給發展中國家擴大實體經濟提供了更多的發展空間。

　　對於美歐兩大經濟體的對抗，中國的最佳選擇不是參與，而是積極的擴大與其貿易。中國的實體經濟規模足夠應付歐美經濟虛擬化對商品的需求和我國“一帶一路”的基礎建設需求。在世界多極化進程中我可以為歐美提供更多的貿易順差，在援助發展中國家的同時，不斷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和經濟增長品質，堅持走中國工業化特色的道路，作好自己的事情。同時，必須防止外資主權信用貨幣虛擬對我國實體經濟 “剪羊毛”，作空我經濟實體。

　　世界資本主義已經進入了新的階段，不僅改變了經濟規律，也改變了政治、軍事、外交、安全等領域的規律，使這些改變隨著金融資本主義利益要求起舞。

　　金融資本具有四個明顯的特徵是：短期性、高集中性、高流動性和對強勢貨幣的依賴性。金融資本流動性背後是國家政治強權的超限擴張和對民眾財富的掠奪。在這種大背景下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既要考慮中美關係的現狀，更要考慮這種時代背景。

　　中美實體經濟大國和虛擬經濟大國具有互相依賴關係。中國一個是實體經濟大國，美國是虛擬經濟大國，兩國具有相互補充和結成戰略盟友的可能。美國離不開中國的市場繁榮，這對美國生存具有重要意義，中國的物質增長能力一定程度已成為美國社會福利的泉源，美國對中國的依賴，已經成為中國和平崛起的現實和可能。雖然美國已經改變了對我國的關係定位，把“非敵、非友”關係為“亦敵、亦友”關係，但現實的美國物質利益又迫使它不得不服從短期的利益需求。這就産生了一種矛盾，美國對中國經濟上即需求政治上又排斥，即有中短期需求又有長期排斥，這種排斥形成了兩國對“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的不同解釋。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是暫時利益上的契合，而絕非長遠上的共處。美國要保持長期的世界霸主地位，中國要不斷完善現有國際秩序，雙方産生矛盾是必然的，但這種必然性在中短期內還難以改變。中美之間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之間的地位，讓美國對中國的需求仍大於矛盾，因此，中美仍將在建立新大國關係中進行深入磨合。中國沒有必要與美國發生正面衝突，同時必須作好發生正面衝突的準備，準備的越充分就越可能避免衝突，相反只能發生正面衝突。

　　我對外戰略應該更加積極。在中美關係上我們不會挑戰美國的霸權，但在周邊關係上我們可以做出更多的擔當。中國要走出去首先要營造好周邊安全環境，沒有一個良好的周邊環境就不可能真正走去，要處理好“弘義與融利”的關係，真正作到以鄰為伴，與鄰為善，安鄰、富鄰、強鄰。上合組織的擴大、中巴經濟走廊的建設，將為營造好周邊安全環境起到良好的示範作用。近期社會上對結盟的呼聲愈來愈高，認為中國沒幾個真正的朋友，這是沿襲了冷戰思維的影響。事實證明結盟也不一定會是真正的朋友，北約是美國經營近一個世紀的盟友，可在直接利益面前，英法德直接宣佈不參與敘利亞的倒阿薩德戰爭、在烏克蘭矛盾衝突中德法繞開了美國與烏俄舉行了四國談判，世界沒有什麼永遠的盟友，有的只是永遠的利益。中國在實施對外戰略中要充分考慮周邊國家的戰略利益需求，要使責權利融為一體，用經濟杠桿連接各方利益，而不是主導地區事務，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更不能干涉別國內政。中國在周邊關係中不但要獲利，更要有擔當，要從周邊國家長遠利益和基礎建設上著眼；在周邊國家遇到困難或利益受到影響時要承擔起大國的責任，不能只讓其他大國左右周邊形勢，給我造成被動。

　　建立新型大國關係要實現絕對權利的制衡。我們強調構建新型大國關係，但不贊成G2、G3關係。中國堅持和諧世界理論，建立世界多極化體系，要構建、完善現有世界政治、經濟軍事體系，而這一新的國際結構體系正在逐漸形成。美國主導的排他性同盟體系，很難容納新興大國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安全需求，也無法為世界提供安全環境保障。面對這種冷戰時代傳統聯盟，只能摒棄不能模倣。我們要創造更符合世界發展需求的國際關係框架。中國領導人在亞信峰會上指出：“安全應該是普遍的，不能一個國家安全而其他國家不安全，一部分國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國家不安全。”我們反對主導國家利益最大化，把安全體系搞成集團與集團的對抗體系。我們強調“命運共同體”建設，與很多國家建立了更緊密的戰略合作， 這其中，不少是通過簽訂法律文件確定了締約國的權力與義務。就國際法律面言，“共同體”突出的是平等合作，互利互惠、安全與發展一體，不站隊、不排他。這無疑是對國際安全與發展機制創新，也是營造未來世界格局的大戰略。這樣的新型國際關係結構化解了衝突的機率，減弱了同盟選邊、站隊的效應，維持了大國關係的均勢，能有效防止衝突走向失控。

　　我們的目標並非與美主導的同盟産生對抗，而是要對舊的體制和絕對權利産生制衡，維護世界和平，實現全球多極化和經濟共同發展的進程。（紀明葵，國防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