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月26日至3月8日，ISIS相繼在伊拉克尼尼微省摩蘇爾、尼姆魯德和豪爾薩巴德大肆毀壞珍貴的亞述文化遺址、遺跡，引發一片震驚、憤怒和惋惜之聲。

　　亞述在西元前10-7世紀時曾經是兩河流域的“超級大國”，著名的“巴比倫之囚”即由亞述軍隊炮製，亞述武士攻破城池燒殺擄掠的畫面因被當作“豐功偉績”刻在石頭上，至今仍歷歷在目。但亞述的武功畢竟已“人間蒸發”兩千多年，不可能對現實中在同一地區猖獗的ISIS構成任何威脅和挑戰，他們何以要冒天下之大不韙，上演“敵在亞述城”的既滑稽、又讓人實在笑不出聲的一幕？

　　原教旨組織的“文物毀滅史”由來已久

　　回顧一下這類原教旨組織的“文物毀滅史”，我們會發現，這種行為是由來已久、一脈相承且遍地開花的。

　　當代社會最早引發轟動的原教旨組織毀滅文物行為，是2001年3月阿富汗塔利班悍然炸毀巴米揚大佛的行徑，而塔利班其實自1996年起就開始破壞這座佛像，並毀壞了控制區內其他中小佛像；在索馬利亞，原教旨恐怖集團“索馬利亞青年黨”（al-Shabab）在索馬利亞南部針對當地蘇菲派部落髮動所謂“墳墓聖戰”，摧毀了大批蘇菲派祖先的陵墓；在馬利，和“基地”組織有關係的原教旨極端組織伊斯蘭馬格裏布“基地”組織（AQIM）在2012-2013年短暫控制馬利北方文化名城廷巴克圖等地時，採取了毀滅古跡、發掘古代陵墓等行徑。在這些極端組織被驅逐後，當地文物部門盤點發現，廷巴克圖古城中16座著名古墓被破壞了11座，號稱“不倒清真寺”和伊斯蘭世界中世紀文化中心的津加裏貝爾清真寺，著名的泥墻也面目全非，許多珍貴的古代手卷、文物被毀壞。

　　那麼這些文物、遺跡，和原教旨極端分子間究竟有什麼冤什麼仇？

　　首先，原教旨派系主張對“聖訓”一板一眼、不打折地執行，按照“聖訓”，所有的偶像都是“信仰之敵”，會將人“引入歧途”，而厚葬、保留醒目陵墓則同樣是“變相樹立偶像”的行徑，這種原教旨思想一旦和武力、權力相結合，就會形成針對人物、動物造型藝術品和古代陵寢等的野蠻摧殘力。

　　其次，原教旨極端分子對時代早于本宗教或“聖訓”誕生的文化、文明遺跡有本能的仇視感，巴米揚大佛的誕生早于伊斯蘭教誕生200年左右，亞述文化則更古老，這種仇恨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內心不安、恐懼的表現。這種偏執、極端的情緒很容易擴大化，如馬利廷巴克圖文明的昌盛期和伊斯蘭文化昌盛期同步，更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被視作伊斯蘭世界的文化驕傲，卻終究也難逃厄運。

　　第三，原教旨極端分子內部也派系林立，魚龍混雜，希望借這種非常手段立威，以期收到震懾內部、鞏固統治的作用。ISIS和塔利班的行為，很大程度是為了迎合內部更極端的核心黨徒，而AQIM和索馬利亞青年黨在馬利、索馬利亞的做法，則是希望借此震懾“土著”盟友——馬利北部圖阿雷格族“阿扎瓦德”分離主義部落，和索馬利亞南部的蘇菲派。

　　將文物視作敵人是對文明和歷史開戰

　　這種將文物遺址視作敵人的行徑無疑是對文明和歷史開戰，所暴露出來的除了偏執、瘋狂和暴虐，還有怯懦、虛弱和不自信，其初衷是鞏固統治、震懾盟友，起到的卻永遠是集聚仇恨和為淵驅魚的反作用。

　　索馬利亞和馬利的極端組織“刨墳掘墓”的結果，都是讓原本視他們為盟友的“土著”幡然悔悟，轉而導向昔日的敵人，並隨即導致索馬利亞青年黨和AQIM的潰敗，塔利班也在炸毀大佛後從被國際社會無奈默認的“準國家”，淪落為被徹底孤立並最終顛覆的孤家寡人。如今ISIS的瘋狂行徑已遭到各方憤怒抨擊，其中甚至包括某些曾經瘋狂過的原教旨極端組織。

　　ISIS“敵在亞述城”的倒行逆施遠不是第一例，恐也絕不是最後一例，人們如今應該做的，是早日將這樣的極端主義思想、行為變成一段歷史、一個文物和遺址，並在這個遺址上立一座碑，刻上兩行醒目的、不可磨滅的文字：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不要再讓這段歷史重演。 （陶短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