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尼日利亞籍人員猝死案反映出中國社會存在的一些問題，如外籍人員政策問題，也暴露出外籍人員在中國的一些狀況：語言不通、文化隔閡。在這些中國的外籍“淘金者”中，非洲人素質的參差不齊是事實，但這與國民天性等説法無關。
中國在參與全球化進程中，一些中外磨合中産生的問題將是難以避免的震蕩，也是無法逾越的“陣痛”。不僅是在中國，在非洲同樣也有類似的問題：當一些中國人抱怨非洲人“攪亂”了原本中國城市的秩序時，非洲人也不滿于中國人在非洲的“劣行”，諸如破壞環境、壓榨勞工等。如果任由這種相互指責在輿論中蔓延，中非多年積累的深厚友誼與戰略基礎都會受到衝擊。目前西方一些媒體渲染的“中國在非洲威脅論”、“中國在非洲實行新殖民主義”，正是衝著挑撥中非關係而去的。
就問題實質而言，無論是中國人，還是非洲人，形形色色，有素質高者，亦有素質欠缺者。“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小摩擦在所難免，交流必然伴隨著不和諧。我們需要正視問題本身，而不是上綱上線地將問題歸咎於文化傳統、國民性、價值觀等大而無當的概念上。
6月25日《環球時報》的評論文章《尼日利亞無權干涉廣州猝死案》，將問題的根源歸結為尼日利亞人“對誠信價值的理解”有問題，所以出現騙、搶等作者舉出的案例，而談及中國人則認為“天性和文化”決定了其好客、敦厚等一系列優良品德。這種將具體問題上升到國民性的高度，不利於客觀去認識、解決問題，反而會激起兩國、兩國民眾的對立情緒與對對方的反感。筆者不是説非洲人在中國犯法不能去批評，而是認為，我們應該就事論事，不能將問題“一刀切”，雖然文章指出是“個別尼日利亞人”，但其針對“尼籍人員”這一群體的語境十分明顯。
正如北京大學李安山教授所認為的，死一個尼日利亞人事情雖小，“對這位死者家庭則是百分之百的悲劇”。國人也應抱有一種感同身受的人道主義立場。一個尼日利亞人，萬里迢迢來中國討生活，竟至客死異鄉。他有一個為之悲痛的家庭，同樣彌散著喪失親人後的哀傷情思。國人在這個問題上的討論似乎太冷冰冰了。死者長已矣，多一點溫情與理解，也是中國大國國民風範的體現。（作者是雲南大學非洲研究中心博士 王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