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一代“鷹派”是怎樣誕生的

“松下政經塾”校園大門(資料圖片)

　　“野田首相支援率從菅直人首相的20%升至60%。”當東京傳來幾家主流媒體相繼發表民意支援率回升的消息時，老實説，略為留意日本媒體輿論誘導的人士都不會感到驚奇。實際上，同樣的V字形回升現象就發生在一年前菅直人從鳩山由紀夫手中接管民主黨政權的時刻。

　　針對戰後日本媒體總是在新政權誕生時高唱讚歌，又在政權結束時大奏葬曲的現象與規律，筆者曾為文指出：“從表面上看，日本大眾傳媒似乎是在執行其輿論監督的任務，但認真分析，其實是在充當著鞏固和穩定現有體制，不斷製造‘新期待’的角色。”自民黨派閥輪流坐莊時期如此，民主黨奪取政權後也沒有兩樣。

　　不過，與過去自民黨派閥輪流坐莊或者民主黨“變天”乃至菅直人“草根首相”誕生時相比較，日本的保守輿論界這回對接管菅內閣爛攤子的野田佳彥，似乎還有幾分格外的厚愛。

　　厚愛之一是重視其“自衛官”家庭的出身。

　　厚愛之二是對“松下政經塾”出身者攀上首相寶座，給予熱烈的掌聲和殷切的期待。

　　保守輿論界喜出望外

　　對於“鷹派”野田的勝出，日本保守輿論界可以説是喜出望外。但翻看日本報章，仍可發現一部分保守媒體頻頻發出苛求、苛責的聲音，力促野田堅守其“國家觀”和安保的理念。之所以如此，與其説是真的要給新首相製造難題，或對其處境漠不關心與毫不同情，不如説是要從側面支援弱勢且欠缺經驗的新首相，製造“輿論壓力”，從而醞釀有利野田“説真話”的政治氣氛。

　　一家以鼓吹戰前史觀和保守政治為旗號的報章就提醒新首相不要患上“健忘症”。它特別提起野田兩年前出版的著作《民主之敵———政權交替有大義》。書中有野田“作為自衛官兒子”在小學時受難的如下回憶：“在自衛官孩子的面前，居然有老師這麼説：‘你的父親的工作就是殺人’。當時真的就是這樣的氣氛。”

　　日本保守報章不厭其煩地引述野田小時的受難記，無非是要新首相牢記和激發他自衛官家庭出身的“屈辱感”和“自豪感”，進而與戰後主張擁護和平憲法、反對日本重新武裝者劃清界限，並勇於執行強硬路線。同篇文章還對野田“甲級戰犯並非戰犯”的看法及其積極主張修訂官方對“集體自衛權”的解釋，給予高度評價。

　　上世紀60年代，也就是野田上小學的時期，作為自衛官孩子的滋味的確不好受。因為那是日本戰後對戰爭的反思達到最高峰的時期，也是日本“右翼勢力”處於“一小撮”的時期。“好男不當兵！”“別把孩子送到戰場！”，可以説是當時社會思潮的主流。

　　不難想像，作為自衛官家屬的野田當時在學校(也不排除在社會的其他角落)受盡白眼的尷尬處境。問題是，對於這“好男不當兵”的思潮與時代，究竟應該如何解讀和看待？這既牽涉到政治家對戰前日本所作所為如何總結與評價，即政治家的歷史認識和歷史觀，也與其對戰後日本該走的道路和主張密切相關。保守輿論界之所以力挺野田或者對他有所苛求，也正是看中他如此軍人家庭的出身及由此而滋生、成長的強硬鷹派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