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有盛名的黃鶴樓、滕王閣、岳陽樓等“中國十大歷史文化名樓”，最近傳出計劃集體“打包”申遺的消息引發各方關注。而在3日舉行的一個論壇上傳出最新消息：中國文物學會歷史文化名樓保護專業委員會負責人稱“還沒有達成完全統一的意見，還在協調中”。（11月5日《北京晨報》）
應該説申遺並不是件壞事，被列為世界遺産，無論是自然的還是文化的，都是中國之於世界與子孫後代的貢獻。同樣，“十大歷史文化名樓”申遺，不管是否列入議事日程，也不管這些建築是否為歷史的原件，一座樓就是一段歷史、一段傳奇，都是文化的重要構成部分，都可以走向世界，讓人類共用。
不過，我國自1985年加入《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産公約》以來，申遺作為一項文化保護工程，在有的地方逐步演變成了旅遊開發的包裝工程，申遺變成了功利的“興奮劑”。一方面，以旅遊為目的申遺，資源的過度開發與利用以及申遺前後“兩重天”的境遇，讓文化成為過度消費的易耗品。
另一方面，申遺投入與産出的簡單“換算”，申遺成功後，門票價格迅速上漲，早已成為一個顛撲不破的規則，既將申遺的成本轉嫁給了納稅人，又讓申遺的成果變成了地方兜售牟利的道具。既定的因循路線，使得申遺很容易變成地方謀求旅遊升級的一場遊戲。如此語境下，“十大歷史名樓”的申遺，在未有定論的情況下，引發公眾一致的隱憂便在情理之中。
當然，文化保護與文化利用並不相矛盾，加強文化遺産保護，不僅要從體制機制上加以保障，更要從發展方式上予以根治，要像維護生態環境一樣，維護好文化遺産。
一方面，從申遺的申報程式上，保證文化保護的純粹性；另一方面，從旅遊産業發展的模式上，打破“門票經濟”的怪圈，讓文化遺産成為旅遊的一個環節而非全部。此外，完善文化文物保護的法律法規，遏制地方重利用、輕保護的政績衝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