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陽市近期選派市、縣、鄉共計5萬名機關幹部，深入全市2767個行政村當“村官”，展開“我做一週村官”活動。(5月15日《西安晚報》)
選派5萬幹部當一週“村官”幹什麼？原來，活動始於4月15日至本月底結束。當地組織系統和市縣涉農部門全體黨員幹部，其他市縣級部門和單位三分之一以上副縣級幹部、副縣級後備幹部、科級（包括科級）以下幹部，以及沒有基層工作經歷的年輕幹部，人數超過5萬。他們通過入戶走訪召開座談會，了解群眾的所思所盼掌握村上的發展現狀，宣講政策並開展實用技術培訓，協助村“兩委會”抓班子建設和黨員隊伍建設，幫助包抓村完善發展規劃、推進産業項目實施、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幫助包聯貧困戶脫貧致富，專業戶擴大生産，富裕戶提高帶領群眾致富能力……作為一個有過農村經歷透熟村組工作的人，我不禁詰問：“隔行如隔山”的5萬名機關幹部能承擔得起上述“天降大任”嗎？就算5萬名機關幹部是樣樣精通的多面手，當一週“村官”能完成得了上述“神聖任務”嗎？
相反，5萬幹部當一週“村官”倒使我油生三重疑惑杞憂？其一，5萬幹部當一週“村官”會不會增加農村農民負擔？我注意到相關方面有“吃住在村、不講條件，不給基層增加負擔”事前要求，殊不知“吃住在村”本身便是給農村農民增加負擔。再者，會不會擾亂農村正常工作？農村工作有農村工作的特點和節奏，5萬幹部當一週“村官”，對村官而言來者都是大官領導，設若説不敢怠慢圍著轉只是官場正常生態使然，誰又能保證能夠杜絕受潛規則作用者借機請客送禮拉關係的“打擦邊球”。還有，5萬幹部當一週“村官”，會不會客觀上給村民留下“大官大都沒事幹，閒來下鄉散散心”的錯覺。事實上，既往類似5萬幹部當一週“村官”之類的活動，就沒少給農民兄弟們落下“做秀”“形式主義”“勞民傷財”的口實和國罵。
不禁想到另一則新聞。大學生村官認為工作艱苦的只佔3.6%。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長徐雙敏教授，對湖北大學生村官現狀做了一項調查；日前她對記者説，不覺得村官工作苦，是因為六成大學生村官不在村。據徐分析，大學生村官長期被鄉鎮或縣、區借用，一方面是因為此前地方機構改革人員減少工作任務重；另一方面與基層政府和村委會認為大學生村官是“飛鴿派”有關。她了解到，擔心大學生村官幹不長，基層單位不願委以重任，導致借用成常態，到村任職反成特例。調查顯示，大學生最初報考村官的首要目的是“鍛鍊能力，積累社會經驗”。工作一兩年後，有71.4%的大學生村官準備考公務員，僅1.5%的人準備繼續當村官（4月2日《長江日報》）。可以説，正是因為大學生村官六成不在村被上級借用，才形成七成準備考公務員僅1成半準備繼續當村官的尷尬。一邊是5萬幹部當一週“村官”的做秀，一邊是本當應該紮根基層鍛鍊的大學生村官卻六成不在農村的反差，這恐怕不能不説是當下少數地區官場的一種折騰錯位和黑色幽默！
我注意到報道稱，5萬幹部當一週“村官”截至目前，各級各部門已相繼下派幹部2萬多名，走訪農戶17.3萬多戶，徵求意見6萬多條；幫助村級制定完善發展規劃1694個，引進農業産業化項目26個，開展各類實用技術培訓、法律法規宣傳、文化下鄉活動3500多次，落實惠民措施350多項，為群眾辦實事8570多件，解決難題4300件。我姑且不懷疑置喙這些數據的虛浮和水分，即使真然又能給“三農”帶來多大現實實惠？老實説，我從數字背後看到的，除了相關地方形式主義新變種、換上的“做秀”新馬夾及其背後的數字政績衝動，什麼也沒看到。
值得警覺的是，5萬幹部當“村官”之類時下似乎正呈方興未艾星火燎原之勢，比如某地20萬幹部下鄉駐村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某地組織萬名幹部下鄉種地且納入年終考核等等。我想提醒的是，形式主義新變種和“做秀”新馬夾無論如何偽裝粉墨登場，終究還是不難識破，結果一樣勞民傷財。相關部門應當適時引導及早正本，免得形式主義新變種和“做秀”換上新馬夾蔓延擴散，防止其更大程度的作害民財和更大面積的損毀公信。（陳慶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