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連續發生了若干起個人極端暴力案件，嚴重威脅了公共安全，製造了社會恐慌氛圍：7月20日，山東殘疾男子冀中星在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引爆炸藥；23日，北京兩名駕車男子與一推童車女子發生爭執，其中一人竟將一名熟睡中的2歲女童，活活摔在地上；26日，黑龍江省海倫市聯合敬老院被縱火，致11人死亡，起因竟是兇手懷疑自己的200元被盜而惡意報復。
戾氣四溢，動輒打殺，乃至使用爆炸、縱火等極端犯罪手段嚴重威脅公共安全。這種極端暴行雖是偶發，卻社會影響惡劣，理應受到法律的嚴懲，以及輿論的譴責。7月25日，公安部召開電視電話會議，公安部副部長黃明要求：始終保持對暴力恐怖活動、個人極端暴力犯罪、涉槍涉爆等嚴重刑事犯罪的嚴打高壓態勢；對實施個人極端暴力行為的犯罪分子都必須堅決依法嚴懲，要採取果斷措施，堅決打擊、絕不手軟，在全社會形成共同譴責極端暴力犯罪的輿論環境。
然而，網路中卻有一些聲音，片面強調個別兇手施暴的“外在原因”，或稱兇手的訴求未得到滿足，或稱政府處理不夠妥當，為極端罪行的“合理性”做辯解，乃至公然叫好。就連持槍作案10起、打死10人的劫匪周克華，去年8月被重慶警方擊斃時，還是有人企圖把他描繪成社會制度的“受害者”，為他涂上一層梁山好漢式的油彩。這嚴重逾越了法律的底線，混淆了起碼的是非對錯。
當事人即便有天大的冤屈，無論如何不能用違法的暴力手段吸引關注、表達訴求；當一個人選擇用爆炸、縱火、鬧市砍殺無辜的手段搞所謂“維權”時，他就從一個受害者變為加害人。今年6月7日，廈門市民陳水總因不滿自己的退休手續未及時辦理，竟然在人群擁擠的BRT公交車裏實施縱火，結果共造成47人死亡，死者幾乎都死狀慘烈，不少受害者還是當天高考歸來的年輕學生；他們何辜何過，要成為陳水總所謂“維權”的祭品？這種非法剝奪他人生命、嚴重危及不特定公眾安全的行為，是徹頭徹尾的“個人恐怖主義”。
當下，中國正處於轉型期，各種社會矛盾、利益訴求錯綜複雜；但矛盾的解決，不能總是在個體的反社會行為發生後，而應仰賴制度紓解與個體理性維權。在社會管理方面，當聽取民眾訴求，提高社會管理水準，建立起常態化的權利保障機制，為公民的訴求滿足提供一個制度出口，在法治完善中，樹立全社會對法律的共同信仰。對個體來説，追求正義與公平，也該以守法為底線，應努力在法治軌道內伸張權利，而非“以武犯禁”，追求“綠林好漢式的正義”，甚至不惜傷害無辜。
如果覺得自己有委屈，就可以不通過正當渠道解決糾紛，直接用極端暴戾的手段表達訴求，那法律就會形同虛設，人人將生活在恐懼之中——在公交車上，在機場裏，在超市，誰都可能是極端行為的下一個受害者，這個道理再明白不過。
為了愛我們的人，以及我們愛的人，大家必須共同譴責極端暴行，支援司法機關的依法嚴懲，共同維護法律底線，在這個問題上不容含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