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7月23日《人民日報》報道，深圳擬開全國先河，對市民文明行為規範立法，在第一輪民意調查中，共有49種不文明行為列入“擬處罰”名單。目前，第二輪民調已啟動，對市民不文明行為的處罰機制進行創新探索，徵求公眾意見。最引人注目的是，將“社會服務令”列入處罰種類，亂扔垃圾者將被強制參加公益勞動。
據深圳市人大常委會相關負責人介紹，“社會服務令”旨在通過讓違法者從事有益於社會的各種公益勞動，彌補其因違法行為而給社會和個人造成的損害。很顯然，“社會服務令”更加側重於教育、感化功能。在實際生活中，類似的做法其實不少地方都在試行。比如，讓輕微違反交通法規者，當一定時間的交通協管員；讓隨地吐痰者，從事一定時期的公共衛生維護，等等。但是將“社會服務令”納入立法層面，在全國還是首創，其進步意義是多方面的。
長期以來，我國城市管理有一個通病，就是管理手段單一。目前，不少地方主要還是依靠行政措施特別是經濟處罰施加影響，忽視了綜合手段和治本之策的運用。平時，我們見到的是強力封堵多、處罰開票多，宣傳教育少、有效疏導少。相對於日益繁重的城市管理任務，政府自身擁有的資源十分有限，如何吸引城市利益相關者即廣大市民參與城市管理，考驗著政府的管理智慧和服務水準。
深圳將“社會服務令”入法，既有利於樹立政府的良好形象，又可以有效降低執法成本；既讓法律富有人情味，又體現了社會的文明與進步；既能獲得廣大市民的認同與支援，又能讓違法者通過行善代罰受到深刻教育，可謂一舉多得、事半功倍。
對不文明行為頒發“社會服務令”，表面上是行善代罰，實質上是增強其愛心和社會責任感，既教育違法者，又警示他人。如果違法者只是完成一個接受處罰的過程，那麼引入“社會服務令”就難以達到應有的社會效果。因此，“社會服務令”在“入法”的同時，“入心”顯得更為重要。
一方面，要掌握好“度”，不能讓“社會服務令”變為變相的人身處罰，造成受處罰者的反感和抵觸；另一方面，要完善監督執行機制，通過專門的細則明確違法者社會服務的範圍，拒絕服務或變相拒絕服務的情形以及相應的法律責任等，並切實提高法律規定的執行力，真正讓“社會服務令”超越紙面意義，浸潤社會道德的肌理。（徐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