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貧工作如何避免“養懶漢”

　　漫畫:曹一

　　【編者按】

　　作為中央經濟工作的重點之一,黨中央關於到2020年全國所有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一道邁入全面小康社會、“小康路上一個都不能掉隊”的承諾,堅定而溫暖。

　　近年來,貫徹“精準扶貧、精準脫貧”脫貧攻堅基本方略,各地紛紛為貧困人口建檔立卡、準確識別,通過“五個一批”工程實現脫貧全覆蓋,從而讓政策紅利更精準、更公平地惠及廣大貧困群眾,不斷激發內生動力。

　　但一些地方的扶貧工作出現了“養懶漢”現象。有一些貧困戶“等靠要”思想比較重,缺少主動脫貧的動力；有一些地方的領導幹部想摘掉“貧困帽”,但一些“懶漢”卻想守住貧困村的身份,甚至為此鬧事；有一些基層幹部覺得,扶貧被少數人當成了一種福利……

　　“扶貧養懶漢”現象到底多嚴重?會不會成為脫貧路上的絆腳石?應該如何化解?第34期“議事廳”,新華每日電訊邀請多位新華社記者,分析扶貧一線的典型案例,為破解“扶貧養懶漢”支招。

　　聽扶貧幹部講極端“懶例”

　　謝佼(新華社四川分社記者)

　　各級黨委政府用最大資源、花最大力氣進行精準扶貧,取得了令人欣慰的進展和成績,但在基層一線,仍不時聽到一些過於依賴扶貧幹部甚至拿脫貧當要挾的極端“懶例”。這些“懶例”如果不甄別解決,可能會導致“價值倒挂”,影響脫貧攻堅的進程。

　　下面就是記者在國家集中連片特困地區的秦巴山區、烏蒙山區以及川中丘陵地區、川西平原等地,從駐村入戶扶貧幹部口中聽到的極端“懶例”。

　　爭當“貧困戶”,4個兒子不認爹

　　在一個有965人的省定貧困村,今年70歲的唐某某有5個兒子,4個大點兒的兒子成家後自立門戶。唐某某與未成家幼子在同一個戶口本上,而幼子多年前外出打工,下落不明。老邁體衰的唐某某現在已經基本喪失勞動能力。脫貧攻堅工作開展後,4個兒子認為國家有政策,其父脫貧是國家的事,是各級幹部的事,開始以已分家為由,對唐某某在經濟上、生活上徹底不管不問。迫於無奈,當地只能在2014年將唐某某評為建檔立卡貧困戶。

　　村民們都説,唐某某的兒子們如果能盡到起碼的贍養義務,每人每月拿100元生活費,唐某某月收入就有400元,就能脫貧。結果先例一開,附近村子家裏有老人的都忙著分家,把老人單獨分出去,幹部苦於和這種“分家比著來、爭當貧困戶”的歪風作鬥爭。

　　拿“簽字”當“尚方寶劍”

　　一貧困戶無房,夫妻進城打工並把女兒帶進城上學。在進行了幫扶工作後,扶貧幹部年底和他算收入賬,讓其兌現脫貧。因為村內為貧困戶選址建房尚未完工,要等到第二年才能交付使用。該貧困戶因此在電話中向扶貧幹部直説:“我現在在工地一年收入5萬元,媳婦當清潔工一年收入1.8萬元,收入我能脫貧,但房子我住不進去,我就不會簽字認可,任何人也不能代替我簽字。對你們的工作,我是一萬個不滿意。沒有我簽字,我就脫不了貧,就是要把你搞下崗!”話語之重,把接聽電話的包戶幫扶女幹部當場氣哭。

　　講述者氣憤地説:“這位貧困戶,你倒是一走了之,老婆娃兒帶進城,村裏給你建房的事你操過心嗎?扶貧幹部守工地、跑手續、做檔案、把品質,嘔心瀝血,你還要把別人搞下崗,心裏是怎麼想的?”

　　在一邊看,看幹部忙

　　一個村子地處國貧縣,貧困戶多達180余戶,戶平均檔案80余頁,前後調整口徑五六次,重整檔案四五回,用紙十余箱,檔案頁頁白紙黑字,本本密密麻麻。

　　為了確保這些文本資料的準確,扶貧幹部加班加點、熬更守夜。而因貧困戶檔案中多處涉及本人簽字,有個別貧困戶嫌麻煩,對扶貧幹部説:“天天叫我來簽字,耽誤我這麼多時間,你們幹部是做什麼的?國家還出工資來養你們……”

　　一個市級貧困村有20多戶精準扶貧戶,對口結對幫扶的市級單位進行産業項目扶助,無償提供2000隻鵝苗,産蛋後鵝蛋按市場價格回收,結果沒有幾戶願意養。幫扶單位無奈,只能承諾給養殖者再額外無償提供飼料補助,通過多方做工作,稀稀拉拉統計數目一共才300多只。

　　過後又生枝節,有貧困戶要求把鵝苗餵大一點打完疫苗再送來,這樣不用喂多久就可生蛋見效益,鵝苗提供方覺得這樣至少能保證成活率,也答應了。

　　但讓駐村第一書記傷心的是,鵝苗送到後,隨車送來飼料一萬多斤,當幫扶單位和鄉鎮幹部一起卸車時,貧困戶就排著隊在一邊看,連一個動手幫著卸車的都沒有。

　　“一個都沒有。”這位20多歲、畢業于名牌大學的駐村第一書記説,“連起碼搭把手的都沒有。那一瞬間我覺得很疲憊……”

　　對貧困戶不敢説、不敢批評

　　這些例子,在各地扶貧工作實踐中雖遠不是主流,但也並非孤例,可是並不容易在正式場合中被表達出來。記者獲得這些情況,靠的是數年來和各地十余位駐村幹部的私交,他們大著膽説掏心窩的話。即便如此,他們也反覆叮囑記者,千萬不要暴露他們的真實資訊,因為“對貧困戶不敢説、不敢批評。”

　　一位講述者説:“剛剛送走市第三方考核驗收,又要迎來縣全方位考核。貧困戶認不認可、簽不簽字是脫貧工作的‘一票否決’,扶貧幹部面對這些現象,哪還敢説?”“不敢説,一説上級就不開心,覺得你在卸擔子；上網也不敢發聲,一發聲大帽子嗖嗖嗖地飛過來,説你脫離群眾啊,説你無視大局啊,説你形式主義不願為人民服務啊。我們哪受得起這麼多批評?”

　　究其所以,貧困有很多産生原因,“精神原因所致貧困”比“物質原因所致貧困”更具隱蔽性和傳播性,其危害更大,脫貧難度也更長期和艱巨。

　　當前精準扶貧不僅要精準到人,精準到錢、房、物,“因地制宜”；更要精準到人的“志氣、精神、骨頭”,真正“對症下藥”。例如在四川大涼山區的某縣,明文放在扶貧工作第一位的不是具體如何幫扶,而是首先向幫扶對象講明“精準扶貧、不養懶漢”。

　　“扶貧先扶志”,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這並非空談,而是從精準扶貧任務最艱巨的一線得來的實際經驗。“實事求是”是我們戰勝一切困難、尋找正確方向的傳家寶,只有正視個別貧困戶身上客觀存在的“懶漢”表現,才能剖析其思想及形成原因,找到辦法把他們真正扶起來,讓扶貧幹部的心血和汗水灑得更值。

　　扶不起可能是“扶姿”不對　　

　　姜偉超(新華社甘肅分社記者)

　　近期,一些文章裏關於貧困戶“拿不脫貧要挾幹部”“脫貧路上趕著不走打著倒退”等吐槽,成為扶貧的熱點話題。這樣的貧困戶到底存不存在,扶不起來的貧困戶該不該扶?大家不妨先聽個真實的故事。

　　在西部一個扶貧任務極重的貧困縣裏,前些年政府給貧困戶發“扶貧羊”,一戶5隻成年羊用來繁育。“扶貧羊”發下去了,過了幾天包村幹部到一戶貧困戶家裏去,一數羊少了一隻。“怎麼少了一隻?”答曰:“(孩子)他舅來了。”

　　農村裏,舅舅這個崗位不同於一般的親戚,招待上輕易馬虎不得。包村幹部皺著眉頭走了。又過了幾天,包村幹部來了一看,羊又不見了一隻。“怎麼又少了一隻?!”“他舅又來了。”

　　由於“扶貧羊”損失太大,當地政府不得不和包村幹部簽訂責任書,逼著包村幹部天天到貧困戶家裏數羊。這個“貧困戶吃羊”的故事前些年每次去採訪扶貧,當地的幹部都要講幾遍,無非是貧困戶如何如何不爭氣,累死也扶不起來等。但去年再到這個縣採訪時,卻發現沒有幹部再講了,負責扶貧的一位縣領導反而對記者説,回過頭來看,貧困戶吃“扶貧羊”既是本能選擇,也是必然選擇,不能怪他們。

　　這位縣領導説,這地方當年很多群眾一沒羊圈,二不會養羊,最重要的是家裏吃水全靠水窖積水,連臉都捨不得洗,你讓他養羊,他看不到前景,與其等羊死了還不如吃掉。再者,貧困落後地區群眾長期生活艱難,有什麼東西先吃到嘴裏,是天理也是公道。

　　去年這個縣又給貧困戶發羊了。這次不但沒有貧困戶再吃羊,羊反而成了家家戶戶的寶貝。該縣在徵求貧困戶意見的基礎上,引導貧困戶有統籌地使用精準扶貧貸款,在全縣形成了“南羊北牛”格局。貧困戶養的羊都是根據當地引進的農産品龍頭企業的訂單,統一購進,標準化養殖,每只羊一降生都有“身份證”。記者走進一戶貧困戶家裏,外面滴水成冰,火炕上剛出生的羊羔正在美美地睡覺。“路通了,水通了,市場接通了,誰還舍得吃羊?那都是給娃娃娶媳婦的錢。”這位縣領導説。

　　此言大讚。一個好的扶貧方式或扶貧項目,必然要符合實際,是道德價值和市場價值的結合體。“扶貧羊”徒具道德價值,卻難以在致富上發揮作用,最終讓貧困戶背了“黑鍋”。從這個意義上講,沒有扶不起來的群眾,只有不對路的法子。所謂“扶不起來”,可能是你扶的姿勢不對。

　　説貧困戶“扶不起來”,還有一種原因是幹部自己的立場就沒站好。近日,有一篇文章在微信朋友圈流傳甚廣。文章説,一駐村幫扶的朋友聊天抱怨:幫扶隊好不容易為村裏聯繫到一個老闆,爭取到了一個投資茶葉的産業項目,老闆同意免費提供茶樹種苗,由村民種植,然後按合同收購茶葉。可後來村民變卦了,藉口沒有錢,要求老闆出錢買化肥,老闆不願意,提出租地種植,但價格談不攏,雙方一直僵著,項目眼看要破産。

　　這個事例是最近網上吐槽的“扶不起來”的典型,任誰一打眼都會覺得村民貪得無厭。但細細一想就發覺這位駐村幹部所站的立場有問題,他要麼站在老闆那邊給其找地找勞動力,要麼站在自己這邊急於完成一個扶貧政績。要是站在村民這邊,首先應該積極為村民爭取利益。試問,誰不想把自己家的東西賣個好價錢?實在談不攏,應該積極尋找村民為什麼不配合的根源,而不是一味地吐槽與抱怨。

　　記者日前去甘肅省隴南市兩當縣的袁家河村採訪,男人們都在蘑菇大棚裏忙碌,女人們則在自家門口將香菇的菌蓋掰下,源源不斷送入烤爐。但在兩年前項目剛開始推行時,村民沒一個配合的,給了菌棒也不種,把第一書記陳垣氣了個兩眼發黑。

　　陳垣買了一條煙夾在胳肢窩下,開始挨家挨戶走。連走了10多家貧困戶,他發現最“富裕”的家庭手頭也才只有500多塊現金,娃娃上學要花銷,家中病人吃藥也要花銷。貧困戶還告訴他,當地都是山坡地,菌棒根本放不住。陳垣明白了,不是群眾“扶不起”,而是他們虧不起,是幹部“不接地氣”。在當地政府支援下,袁家河村先是平整土地,後來扶貧幹部又帶領試種,現在蘑菇種植已成為該村脫貧的主要産業之一。

　　有沒有真的“扶不起來”的?當然有。記者到蘭州市北部山區一村子採訪,發現空曠的村道上,一名50多歲的男子正抬頭望遠,悠然自得。細問才知,這位“悠閒”的村民其實是低保戶,沒災沒病,就是不幹,連地都不愛種。不僅如此,一沒錢就到鄉鎮去鬧,在他眼裏全是“不平事”。

　　幹部不厭其煩,有時就私自給個百十塊。自打前年去過一次北京後,他凡事必談見過某某著名主持人,仿佛有了依靠。村民見了就打趣,你又去北京了?每當聽到這句話,該低保戶往往不語,只在嘴角挂上一抹不著痕跡的微笑,高深莫測地點點頭。

　　拿貧困當爭取低保的籌碼,村民看不過去,三番五次把他從低保戶裏選下來,村兩委又做工作把他納入。該村村支書説,我國的扶貧是舉全國之力改變貧困者的命運,必然要保短板,不保他對不對?肯定不對。不保他,他的家人就可能生活無著,古稀老母就可能老無所依,政府不能坐視不管。但這種人畢竟是極少數的,我們不能因此來否定我國的社會保障,也不能因此就質疑扶貧的公平性,更不能因此否定扶貧的偉大意義。

　　是的,“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走進群眾,緊密聯繫群眾,就不會再有“扶不扶得起來”的爭論,群眾也才會“擼起袖子加油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