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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中國人“過日子”的邏輯

2016年10月20日 10:11:18  來源: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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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者應在時代的變局中看到中國文化“不變的底色”,這些底色貫穿在中國古典的法律體系裏,反映在老百姓的日常行為及心理結構中

  當前,民法典的編纂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對於學者而言,突出民法典的時代性,以及民事權利主體平等且一體保護,已成為共識與自覺。然而,民法典如何適應中國人的生活,平衡時代性與民族性的關係,值得深長思之。

  編纂一部好的民法典,需要對接先進民法文明,同時也需要尋求中國老百姓過日子的規則與邏輯。後者既植根于中國歷史文化的結構中,又沉澱于中國人的日常生活與行為方式上。與“權利本位”的西方民法典不同,中國法制史上從未突出過“個人本位主義”,也沒有視人為抽象的“理性人”傳統。在中華法係的傳統中,中國人有著自己的民事行為準則。比如,在婚姻家庭生活中,中國傳統主張兒女孝敬父母、財産共有。不附條件的相互扶養,既是家庭成員的責任,也是一種義務。唯如此,才能養其家風、敦其和睦。現代社會,在民事婚姻制度及其司法解釋中,如何將傳統中的優秀因素吸納進來,提倡一種有道德親情的倫理關係,值得思考。

  就法的實踐層面而言,千年來中國古典法律對民事生活的規制,于制度和習慣兩個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也留下了可借鑒的寶貴資源。唐宋以來,從制度而言,成文法律對家産的保護已經比較完備。比如《唐律疏議》就對“諸夜無故入人家者”規定了嚴厲而細緻的刑罰。又如,唐宋法律的律典及令典對拾遺物、漂流物的處理,原則上既保護原主人的私權,又根據拾遺人或漂流物拾得者是否付出代價而給予不同份額的報酬,這種平衡理念,體現了固有法律的公平正義精神。在民事習慣方面,中國古代法律在例如田宅私有權的歸屬與財産流轉等問題上,並不全由成文法律規範。宋以後的田宅私契,不僅承擔了現代民法上的物權功能,也發揮著債權功能,甚至還在司法審判中發揮著“證言示義”的證據功能。這些特色,值得今天的民法編纂者借鑒。

  今天,中國的歷史文化已發生了變化與轉折。邁向現代法治文明進程中的中國社會,老百姓過日子的規則與邏輯自然也在發生著變化,比如在婚姻家庭生活中,尤其是大都市以“三口人”為標誌的80後“核心家庭”,更傾向於個人財産獨立,以追求符合個性的自由生活。他們對傳統中國文化中的家庭倫理及其婚姻觀念,可能缺乏認同,固有的家庭財産制已很難適應他們的生活方式。因此,民法典的編纂完全回歸傳統既無可能,也無必要,而應該根據時代變化進行創造性轉化。

  對立法者而言,應在時代的變局中看到中國文化“不變的底色”。這些“不變的底色”就蘊含在中國文化的經典中,貫穿在中國古典的法律體系裏,反映在老百姓的日常行為及心理結構中,體現在對婚姻家庭的“仁孝觀念”、對處理人際關係的“和合原則”、對民商行為的誠信堅守,等等。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對於民法典編纂來説,要深入中華法係的精神命脈,使之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源泉。例如,是否應當賦予“家”以民事主體的地位,婚姻家庭與夫妻財産制度如何吸納中華法制文明中的精華;“仁愛、孝敬”等理念能否上升為法律原則與精神,等等,都需要認真思考。總之,把中國老百姓過日子的規則與邏輯重新加以凝練、提取以轉化為制度形式,是民法典編纂過程中的當代使命。(作者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法律文化研究院院長 陳景良)

[責任編輯:郭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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