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人大代表邢詒川在海南“兩會”上“曬”出了他製作的“行政審批長征圖”。上百個章，30多項審批——它詳細記錄著一個投資項目從獲得土地到辦完手續的艱難過程。而與此同時，國務院公佈了今年首批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審批事項，包括取消和下放64項及18個子項（2月16日《新京報》）。

　　在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有效推進的背景下，地方人大代表的“行政審批長征圖”，顯然讓人看到了在取消和下放的審批事項數字之外，改革的另一面與複雜性。在某種程度上，它不啻為對於正在進行中的改革的另類提醒，也是一份改革的“長征圖”。

　　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主要表現為審批權力的下放和取消。于權力下放而言，一個直接結果是，地方政府和部門的某些審批權會有所增大。明晰這一點，就不難知道，如果下放的權力，不能確保得到良好的監督，則照樣會削弱放權的改革效果。顯而易見的是，放權只意味著，審批權力的層級下降，若地方權力的運作方式和土壤沒有得到優化和凈化，那些長期流行的行政弊病，如官僚作風，就會成為新的“審批之痛”。

　　對於審批事項的取消來説，它因為直接關係到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門的審批利益，若無有針對性的監督與排查，遭致一定的阻力或軟抵制，幾乎不可避免。且由於審批事項取消了，這些審批流程如缺乏規範，將變得更為模糊，致使公眾或企業遭遇“被刁難”的尷尬。“行政審批長征圖”中的情況，就是現實案例，值得警惕。

　　從現實情況來看，行政審批事項的數量減少和權力下放，並不能一蹴而就。審批權力雖然下放、減少，但“審批思維”、官僚作風不改，改革的成效就難以得到彰顯。看不見的中間流程和環節依然存在，在某種程度上，它是行政弊端的現實表現。基於此，在推進審批改革走向深入的同時，對於改革落實的監督，和地方行政積弊的改革，也需要同步進行，增加兩者的協同性，方能實現放權帶來最大化的社會效益。

　　還需注意的是，審批權的取消和下放，不意味著政府的放任不管，而是更好實現從事前審批走向事中、事後的管理。那麼，與此對應，衡量行政審批改革成效的另一方面，即是地方政府如何將以往的審批精力，轉化為事後的管理與監督能力。這也是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題中之義，不能忽視。 （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