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上午，兩起影響性訴訟一南一北同期開庭。由浙江省高級法院再審的是“蕭山5青年劫殺計程車司機案”。18年前，浙江蕭山發生兩起劫殺計程車司機命案，陳建陽等5人涉案並分獲死刑、死緩等重判。2011年，杭州警方通過對比指紋發現當年其中一起案件的“真兇”另有其人。
相比起受害人“死而復生”，或真兇意外落網，“蕭山案”的峰迴路轉，同樣戲劇化，但卻更多借助了司法自身的糾錯能力。這也成為輿論關注此案的一個重要因素，不少媒體表示對浙江政法系統主動糾正冤案的認同，並認為這是個好現象，有助於司法公正。
回想起趙作海、佘祥林等冤案苦主，他們的名字之所以為我們所熟知，無一不是機緣巧合。這些個案的曝光，令人感受最深的，也許並不是個案的昭雪，而是在這些個案之外的深深憂慮：不是每個“被害人”都會死而復生，也不是每個真兇都能及時“落網”。還有多少冤案至今仍被塵封在司法檔案裏，無從得知。
公眾關注冤案，是因為冤案中的事主在不幸落入偵查機關視野之前，都與我們一樣普通、一樣無法預料無妄之災會從天而降。在理論上，我們只是暫時安全，命運把我們安排在同一條未知之路上進行相互PK。決定我們能否“晉級”冤獄的依據同樣是一堆偶然——或者我們體貌特徵與嫌疑人接近，或者我們恰好路過案發現場，或者僅僅因為我們與被害人存在某種關係。
對錯誤的關注和反思當在兩個方面同時展開。一是錯案的預防，一是錯案的糾正。在錯案的生成上，“蕭山案”和其他錯案並無太多不同——都是“有罪推定”+“刑訊逼供”+“屈打成招”，最後整成“疑罪從輕”。如同歷次冤案昭雪所引發的制度拷問一樣，避免下一個“蕭山案”同樣需要貫徹“無罪推定”，同樣亟待有效杜絕刑訊逼供，更需一改“口供為王”的傳統取證方法，而向“物證為王”靠攏。在審判階段，以制度保障法官能夠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真正排除干擾、實現“疑罪從無”。
糾正現有錯案與預防下一個錯案同樣不可偏廢。不管是對於社會來説，還是對於具體的當事人來説，遲來的正義也是正義。因為司法正義並非只是針對當事人，它還通過法律的實現教育了關注此案的普通人。中國司法體制中並不缺乏改判的制度設計，訴訟程式上就有審判監督制度可茲援用。
糾錯同時也意味著責任追究，這又使糾錯變成“兩難”：糾，則面臨法律責任，可能權杖不保；不糾，又等同於將錯誤堅持到底，但只要不翻案，個人乃至個人背後的集體的風險都會大大降低。在這樣的風險評估面前，要靠司法自糾來清理司法誤判，實在有些過於理想化。異地審理、指定管轄、輿論監督等等，都應在保障錯案糾正上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唯其如此，司法不公才會無處藏身。（王剛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