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理論從未系統地告訴人們在扭曲的結構下如何實現經濟增長，更沒有説一個國家怎樣去調整扭曲的經濟結構。“結構”二字是讀懂中國經濟的法門。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剛剛起步，全球格局亦將會隨之改寫。
按道理來説，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應是同步的。但在中國，統計數據顯示第二、三産業佔GDP的比重已經超過90%，但城鎮常住人口只佔總人口約47%。城市化和工業化的不同步反映出中國最根本的結構扭曲，中國的工業化在高投資的推動下創造了巨大的生産能力，但滯後的城市化未能有效地推動消費力的增長。
中國經濟的結構調整必須從城市化破題。從資源和土地節約方面來説，人口集聚，特別是向大城市集聚，才是有效率的。現在中國的勞動工資在上升，但勞動密集型的産品仍然保持了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這既與中國勞工的勤勞和技術有關，也與製造業的産業集聚有關。産業集聚帶來了規模經濟，降低了企業的生産成本，而中國在東部地區形成的産業集聚遠非東南亞一些小國可比。中國現在強調擴大內需，特別是想以服務業的發展來推動內需增長，同時提高經濟增長對就業的吸納力。越是如此，越是要推動城市的發展，因為服務業在城市裏才更有發展空間。中國經濟的結構扭曲只有從城市化這條路上走出來，唯有如此，土地利用才可集約，服務業才可能發展，低碳的增長方式才變得容易，內需方能擴大，全球經濟失衡的局面才能緩解。
從城市化破題，首先要從城市化的模式破題。如果按照中國過去的城市化模式，農民可以進城打工，卻不能與城鎮居民享有同樣的就業機會、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那麼這實際上已經進城的2億農民就會有相當一部分人抑制自己的消費，把錢匯回家鄉。這些農民兄弟今天的選擇都是在一些非常保守和歧視性的制度和政策制約之下做出的，為什麼我們不談談如何讓農民工在他們工作和生活的城市獲得戶籍、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也不談如何讓農民的土地和宅基地使用權成為可流動、可抵押的資産。
如果既有的城市化模式不變，內地農業勞動力向外轉移受到制約，當地政府就需要通過招商引資來發展經濟，解決就業。同時，中國的公共服務大量是依靠地方財政支出的，因此，地方政府又會盡力增加稅收。在選擇發展工業的模式時，有點條件的地方都會偏向高科技，認為這才夠先進。勞動密集型産業不受人喜歡的另一個原因是，如果GDP大量被用來發了工資，企業的利潤就薄了，稅基就減少了。
如果沒有核心大城市的帶動，現代服務業特別是那些知識密集型的對資訊交流與創意要求比較高的行業，如金融、資訊、現代教育、設計以及文化等産業都缺乏競爭力，中小城鎮的發展也缺乏帶動力。中國經濟要持續增長，提高國際競爭力，就必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加快城市化進程，提高經濟的集聚度。
城市化和工業化的不同步反映出中國經濟的結構扭曲。工業化在高投資的推動下創造了巨大的生産能力，但滯後的城市化未能有效地推動消費力的增長。中國經濟的結構調整應從城市化破題，而且首先應從城市化的模式破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