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美國商務部公佈對華輸美油井管反傾銷反補貼(以下簡稱“雙反”)案的傾銷調查初裁，決定對從我國進口的油井管徵收最高達99.14%的反傾銷稅；11月6日，我國商務部決定即日起對原産于美國的排氣量在2.0升及2.0升以上進口小轎車和越野車發起“雙反”調查；同日，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初步裁定，對從中國和印度尼西亞進口的銅版紙、從中國進口的焦磷酸鉀、磷酸二氫鉀和磷酸氫二鉀徵收“雙反”關稅。這一切距離中美互相承諾不再出臺新的貿易保護措施才一週時間，距離奧巴馬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的日期11月15日只有不到10天。
中美之間利益牽扯廣泛，早就坐到了一條船上，而如今美國把這條剛剛經歷全球金融危機暴風驟雨的小船搞得桅搖櫓擺，用意何在？我們不僅要問，中美之間究竟怎麼了？
奧巴馬政府不給中國“面子”
這已經不是奧巴馬政府第一次不給中國“面子”。今年9月11日，奧巴馬政府決定對從中國進口的所有小轎車和輕型卡車輪胎實施為期三年懲罰性關稅的消息就先期傳了回來。中國政府僅在24小時之內就對“特保案”作出了反應。9月13日，中國商務部宣佈對原産于美國的部分進口汽車産品和肉雞産品啟動反傾銷和反補貼立案審查程式。雖然商務部的聲明並未提及輪胎，但分析人士認為此舉顯然是中國對美國實施貿易保護主義的反擊。
儘管全世界都擔憂如若中美之間如果此時進行貿易戰，對剛剛出現復蘇萌芽的全球經濟無異於一個重擊，但是這場以“特保案”為開端的貿易糾紛並沒有因中國的退讓和被迫反制就此止住腳步，反而愈演愈烈———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通過了對中國無縫鋼管進行反傾銷反補貼調查；中國商務部表示，應中國汽車行業申請，中國正在對美國製造汽車進行初步反傾銷調查；然後就是美宣佈對從我國進口的油井管徵收最高達99.14%的反傾銷稅；中對美汽車産品“雙反”案結束了雙邊磋商階段，中國正式發起調查；同日，美國商務部網站又挂出了對進口自中國的銅版紙及其他産品徵收“雙反”關稅的消息……
在奧巴馬訪華前的僅僅不到10天時間內，中美之間不知還會出現多少“雙反”、“徵稅”、“調查”這樣的字眼。專家表示，或許真應了美國某網站題為“是的，我們能打響一場貿易戰”社論中的提法，中美貿易戰在全球經濟期待復蘇背景下，在兩國高層領導人為此頻繁往來的節骨眼上，已經全面開打。
美國挑起貿易戰目的何在？
早在中美貿易摩擦初露端倪時，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專家江涌就談到，中美之間利益廣泛，早就坐到一條船上，不可能鬥得連船都翻了。當時幾乎全世界的輿論都質問奧巴馬：美國説一套做一套，這回在全世界面前輸了理，你如何面對G20峰會？怎麼談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戲劇性的是，奧巴馬政府在G20峰會上竟拿出一份針對對美貿易的順差大國的“可持續及均衡增長的框架”協議———其中首當其衝的是中國。
聯合國貿發會議經濟事務官員梁國勇向《經濟參考報》表示，美國在對華貿易領域屢燃戰火的意圖，清晰地表現在由其推動的“可持續及均衡增長的框架”協議中———美國政府認為，全球經濟的不平衡(特別是美中貿易的不平衡)與危機的發生有一定的因果關係，這種不平衡必須打破，而美國將不惜採用貿易保護主義的手段來表達實現這種再平衡的政治決心。G20峰會召開期間梁國勇便預言，因美國的提法首當其衝針對中國，新一輪中美貿易爭端可能才剛剛開始。
梁國勇認為，全球經濟的不平衡充其量只是這次危機的外因，而內因(美國經濟中存在中的問題、其金融體系中的系統性風險和監管的滯後)才是危機形成的根本原因。
儘管中美雙方曾表達過希望“同舟共濟”的各種承諾、聲明，但是如今，美國大鬧特鬧，快把“船”鬥翻了，業內專家認為其背後有著更深的含義，即配合奧巴馬訪華，增加其與中國談判的籌碼。專家認為，在如此貿易戰背景下，人民幣匯率問題將顯得尤為刺眼，它無疑將成為屆時美方向中國施壓的重點之一。早在10月24日，奧巴馬在致函美國紡織團體協會時表示，中國必須停止操控貨幣的行為。致力於新興市場的美國投行RothCapital副主席DonaldStraszheim也表示，中國經濟正開始下行路線，而美國對中國放緩人民幣升值步伐不滿。
中國國際金融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哈繼銘表示，奧巴馬或將對中國的匯率政策實施更多壓力，以促進美國出口和刺激就業，但中國將首先考慮其自身的經濟基礎。他預測2009年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幅度將為3%。
中國無路可退不能再退
“不能一味對貿易保護主義退讓最終無路可退。”有關專家這樣形容中國所面臨的中美貿易局勢。
“對以中國為主的對美順差大國而言，適當的妥協不可避免，但討價還價和適度的鬥爭則是必須的。”梁國勇説，在危機後世界經濟格局和秩序的調整中，中美之間的分歧則主要體現在所謂全球經濟“再平衡”的目標和實現方式上———再平衡將在何種程度上以中國的出口和經濟增長為代價是問題的關鍵。
專家表示，首先，中對美貿易戰略重心不應僅放在爭取“市場經濟地位”這一技術性問題上，這不應成為奧巴馬政府與中方談判的較大籌碼之一。記者採訪多位貿易專家獲悉，我國重視“市場經濟地位”問題是對的，但對此應有一個前提，即弄清“市場經濟地位”是戰術問題還是戰略問題。如果“市場經濟地位”本是戰術問題卻被當成戰略問題，提前解決它所付出的代價可能將超過實際好處，令中國得不償失。據介紹“市場經濟地位”是反傾銷領域中的專業性問題，與一國宏觀經濟體制是否實行“市場經濟”並非同一個概念“市場經濟地位”的獲得，並不能一勞永逸地解決出口中的所有問題。如此次對中國造成鉅額損失的“輪胎案”中，美國採用就是世貿組織成員專門針對中國的“特別保障措施”條款。
第二，中國在對美貿易上要手握涵蓋政治、經濟、社會等的全方位反制籌碼。“不能再對美國關於不使用貿易保護措施的承諾心存幻想。”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宋泓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無論是豬肉、大豆等農産品，還是中國手中持有的鉅額美國國債，對有可能採取貿易保護措施的貿易夥伴，我國一定也要儲備足夠的可採取的措施。“與此同時，我國企業也在應對摩擦中也要避免‘授人以柄’。”廣東省外經貿廳廳長梁耀文説“目前外貿環境中，有的企業故意低開發票、低價出口，這極易引發貿易摩擦；另一方面，我國企業行業組織參與應對貿易摩擦的能力還要進一步加強。企業還要講究策略，不僅要抗辯，還可以考慮到調查國展開‘公關’，在這些國家的媒體上發出中國的聲音。”
第三，我國應把握FTA(自由貿易協定)歷史機遇，將對外經貿合作重心轉向區域經濟一體化建設上來。一旦“10+3”東亞經濟共同體得以建立，世界經濟美歐亞三足鼎立的格局也將最終確立，這就是對美國最好的制衡。梁國勇認為，鋻於中國的經濟規模和成長性，其在未來東亞經濟共同體中的核心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