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觀點
目前經濟學出現了一種範式危機。即我們看待問題的思想論、方法論、模型論是有問題的。經濟學建立在這樣一個基礎上，建得越高、模型越完美，得出的結論可能和事實真相相差越遠。正是這樣的錯誤導致了決策者在金融危機中集體性的誤判。我認為在後金融危機時代，我們應該重新審視經濟學。
經濟學理論不再適用當前環境
新京報：在後金融危機時代，你對經濟學理論和研究有什麼樣的反思？
張茉楠：為什麼全球這麼多著名的經濟學家在對金融危機的判斷上集體失語？我認為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方法論出了問題。
近十年來，世界經濟運作出現了許多超預期的新變化、新趨勢和新規律，這不僅讓傳統經濟學理論和模型失去了應有的解釋力，也讓各國決策者在應對一系列複雜問題以及危機治理方面表現得十分乏力。
可以説，目前經濟學出現了一種範式危機。即我們看待問題的思想論、方法論、模型論是有問題的。經濟學建立在這樣一個基礎上，建得越高、模型越完美，得出的結論可能和事實真相相差越遠。正是這樣的錯誤導致了決策者在金融危機中集體性的誤判。我認為在後金融危機時代，我們應該重新審視經濟學，這無論對於經濟學者還是政策制定者來説都是最重要的問題，它比決策本身更重要，也就是“元決策”(對決策的決策)的問題。
新京報：“範式危機”是指什麼？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危機？
張茉楠：從馬歇爾、瓦爾拉斯到後來的凱恩斯，新古典經濟學經歷了不同的範式革命。
新古典經濟學最大的特點是建立在牛頓經典力學基礎上。其經濟學假設是把整個經濟系統當做均衡的、一般靜態的系統，而且把系統中的人當做理性的決策人。在大部分經濟模型中，人的因素都不在考慮範圍內，而是變成了抽象的符號，甚至是忽略不計。但人的心理、認知、情緒、決策能力、博弈能力等，恰恰是影響決策的重要因素，離開了這些變數和因素的分析就無法預測經濟行為的複雜性和決策的複雜性。
新古典經濟學以完全理性、一般均衡和比較靜態分析，構築了一個看似精美的公理化體系。但其三大前提假設都存在致命的錯誤：一是上面説到的人的完全理性；二是均衡解，即能夠找到貨幣市場和實體經濟一個均衡的點，而且能夠通過市場出清達到自動的均衡；三是靜態，現有的經濟學模型都沒有描繪經濟的演變過程，而是在靜態的假設下研究問題。
當前，全球經濟正面臨大調整、大變革，但我們還是延續原有的研究理論、模型，包括統計口徑等，已經難以呈現出經濟世界的真實面貌。
微觀意願與宏觀決策的背離
新京報：“人”的因素如何影響經濟？
張茉楠：很多決策者總是把微觀和宏觀完全割裂，以為微觀主體的簡單相加就能得出宏觀的變化趨勢，這跟現實情況是完全不符合的。
個人的理性未必代表集體理性，甚至産生合成性謬誤。比如在金融危機中，華爾街的金融機構設計的那些金融産品是為了達到自身利益最大化，但他們沒有預料到消費者是如此不理性，購買了大量的信用違約掉期(CDS)産品，導致資産不斷膨脹，結果帶來了一場災難。
凱恩斯曾提出過一個著名的“選美理論”：在選美比賽中，如果猜中了誰能夠得冠軍，你就可以得到大獎。應該選誰呢？答案是選擇那個你認為大家都會選的美女，而不是你認為最漂亮的那個，這樣得獎的概率才最大。
金融市場上的買賣也是如此。但事實是，如果你跟風買賣股票，最後往往導致超買超賣，反而無法達成交易。這一結果跟原先的設想是相反的。
此外，當人的預期非常強烈時，就會産生預期的“自我實現”。
比如，以房地産市場為例，6月份70個大中城市超三成房價環比上漲，其實就是在政策調控初露鬆動信號，而很多百姓又對政府調控並不信任的情況下，一些“剛需”恐慌性蜂擁入市造成的，這就跟原先的宏觀決策完全相背離。
美國的房地産市場和中國恰好相反，大家都認為它三五年內都無法走出低谷，預期使得美國房地産市場成交量依舊十分低迷。
新京報：有什麼辦法能夠避免這種宏觀決策和微觀意願的背離？
張茉楠：這很複雜，因為每個個體都是不一樣的。經濟説到底是“人”的經濟，經濟問題之所以複雜其根源就在於人的行為的“複雜”。
從宏觀到微觀的複雜性要求我們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對政策要進行評估、論證，包括聽證制度，都是非常重要的。聽證不是走形式、走過場，而是為了保證政策的科學有效性，把政策的效果最大化，符合大多數人的利益，同時使其執行成本及副作用最小化。
目前，我們很多政策的出臺都缺少政策評估，很多都是“拍腦袋式”的決策，這會使很多決策缺少科學性，更缺少理性。比如一些産業鼓勵政策是一股腦出來的，沒想到政策之間的掣肘。那些一刀切、不考慮個體預期的政策，都是失敗的。
此外，理論、決策本身也會隨著時間的推進而不斷演化，也是所謂的“演化的複雜性”。
事實上，作為一個富有生命力和發展前景的新領域，演化經濟學正在進入人們的視野。
演化經濟學的思想源於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思想。馬克思、凡勃倫，以及熊彼特其實都算是這一學派的“鼻祖”。在演化經濟學的框架裏，認為經濟危機是經濟系統平衡的“負反饋”機制，是一種“自我糾正”。當風險積累到一定程度時，就會以“危機”這一極端的方式爆發、崩潰進而達到一種新的平衡，這是經濟系統自我修復、演變和發展的自然過程。
政策干預加劇經濟波動
新京報：金融危機發生後，各國都加強了國家對市場的干預。你怎麼看？
張茉楠：金融危機後，全球不但沒有深化市場經濟，反而走向宏觀調控的極端。人們也許沒有意識到在“市場失靈”的同時，也會有“政府失靈”，在“市場非理性”的同時，也會有“政府非理性”。
一般而言，宏觀調控的作用是“削峰填谷”，在經濟低迷時，不斷刺激經濟、加大財政投入、貨幣投放；經濟過熱時又不斷的大力度的收緊政策。這樣宏觀調控非但沒有達到削峰填谷的作用，反而加大了經濟週期，使波動幅度加劇。
在全球經濟低迷之時，各國政策集體發力，試圖通過政策加碼改變經濟運作的節奏和規律，使得經濟表現沒有預期的那麼糟糕。但問題是，風險不會消失只會轉移和推遲，把經濟強行拉動起來，風險並沒有隨之消減，反而會加大並延後，到時候積累的風險會總爆發。
新京報：中國該怎麼做？
張茉楠：具體到中國，就是要決策下放、權力下放，讓政策“接地氣”。在制定政策時要不斷地去做調研，多傾聽民眾的聲音。
比如，為什麼每個月公佈的CPI數據和老百姓的實際感受不同？這是因為統計口徑、權重需要調整了。
隨著消費升級的變化，原先的統計方式已經無法反映現實情況，例如豬肉在人們的消費權重中比例已經大大下降；電子商務取代商場成為新的消費渠道，這些並未在CPI統計中及時地呈現出來。
又比如一些“穩增長”的措施，短期內確實起到了作用，但經濟刺激過後也會出現一些問題。這就要求政策制定者要著眼于調結構，關注的是經濟體自我修復的能力，要通過産業革命、消費升級來不斷激發經濟的內在活力。
- 同題問答
問：對於中國的諸多經濟學人，你最尊敬哪位？
答：相比國內的經濟學家，我更加認可國外一些思辨性、哲學批判性比較強的學者，比如索羅斯。我們都知道索羅斯是一個大投資家，但是我們不知道他同時也是一個哲學家，他對很多問題的認識是非常深刻的。在理論界我比較認可的是斯蒂格利茨，他是從歷史學的角度考慮問題，不武斷。
問：2012年的經濟運作到現在，當前的狀況，是否有讓你很意外的地方？
答：沒有意外。中國經濟目前整體還是在可控範圍之內的。
問：近期在市場層面，你認為哪一項改革最值得期待？
答：收入分配和減稅。在經濟下滑期，政府需要給企業和消費者減負，這樣才會讓消費者敢花錢、企業敢去投資，讓微觀更有活力，宏觀經濟才能良性迴圈。政府一定要還富於民。
問：未來十年，你認為哪一個行業具有投資前景？
答：未來中國必須從“中國製造”，向“中國創造”升級，服務業，特別是高端服務業，包括諮詢、創意産業、環保、金融等都會有很廣闊的發展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