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旺報》“兩岸徵文”欄目2010年12月21日刊載臺北人林怡君的文章《臺灣人看大陸 低調精明的阿拉寧波人》，作者曾在寧波旅遊，對寧波人説話體驗深刻，“越是講的興奮，越是像吵架”。而對於寧波商幫，作者更是有自己的體驗，比起上海人，寧波人精明更表現在“低調”上。
文章摘錄如下：
“寧可和蘇州人吵架，不要跟寧波人説話”，這句俗諺經常被拿來形容蘇州人吳儂軟語，講話聲調就算吵架都好聽；但如果你沒有親耳聽過寧波人説話，真的很難體會這句俗諺後半句的意思。
筆者曾到寧波一遊，真的被嚇一大跳，看著寧波人彼此間説話，明明大家臉上表情一派愉悅，可是怎麼聽起來就像吵架吵得快打起架來的感覺。寧波話語調硬，寧波人講話的音調還挺高，越是講的興奮，越是像吵架。
寧波商幫聞天下
在行政劃分上寧波屬浙江省，但與其説是浙江的寧波，還不如説是“上海的寧波”。據估計，現今的上海人有200萬是生在上海、長在上海的寧波人。所謂“阿拉上海人”，其實“阿拉”兩字原本是寧波話。
明清以來，寧波人就以“寧波商幫”的形象聞名，上海乃至世界各地的許多巨商名賈都是寧波人。比如，香港的兩位“世界船王”包玉剛、董浩雲，以及香港“邵氏電影”創辦人邵逸夫，臺灣“半導體之父”張忠謀也原籍寧波。
而近代上海的第一家銀行、第一家證券交易所、第一家印刷廠、燈泡廠、染織廠、化學製品廠……都是寧波人創辦的。
大家都説上海人精明，但其實，這精明是寧波人帶過來的。比起上海人，寧波人的精明，更表現在“低調”上。
寧波商幫的活動基本上是以上海為中心，不只在上海設立公司，聘請上海工程師，在資金、技術、人才、訊息等各方面，都把上海當靠山，甚至挂靠上海企業，冠著上海的牌子，行走商海。即便名為附屬企業，但其規模卻遠遠超過所挂靠的上海企業。寧波人就是這樣低調，不爭出頭，只要有利於發展，該借誰的風就借誰的風，該打什麼牌就打什麼牌。
人們對於“精明”的認識，經常是“斤斤計較”，一分錢都不放過。的確，改革開放以後，寧波商人的發展就是從“小”做起。説寧波人很會做生意，有很大程度是説寧波人很會尋找利潤空間，哪怕只是一分錢的利潤。
有一個故事説：中國商人到外國參展，到最後一天，很多攤位就促銷大甩賣，可是面對老外一再殺價，很多攤位寧願扔了也不賤賣。惟獨寧波商人的攤位前銷售一空，大家都覺得奇怪。寧波人答道：扔掉不白給老外撿便宜嗎？就算只賺一分錢，也是為國家創造外匯嘛！
大城市的大生意
但是相比起其他也是做“小”生意、賺“一分錢”的浙江商人來説，寧波商人的“小”，又蘊含了“大”目標。
又有一個故事這樣説：一個後來成為臺燈老大的寧波商人，每個星期都親自挑著一根扁擔裝著滿滿兩箱的無線電配件，從寧波乘夜船到上海，賣給上海的無線電廠，這樣的小買賣，大概可以賺100元；但若在寧波當地賣，卻可以賺200元。那麼何必捨近求遠呢？這位寧波商人斬釘截鐵地説，生意要做大，就要瞄準大上海！
雖然利潤小，但寧波人追求的是大生意，而且是要在大城市做大生意。寧波商人不會去偏遠的山村和小鎮進行商業活動，他們非常注重的是涵蓋面大、輻射強、交通發達的城市商埠。在這些繁華都市中做生意，就有如控制商業的制高點，因而就具有了全國性的影響力。
寧波人也不會在大城市做小生意，俗諺雲“寧波大老闆、溫州小老闆”。與這種大氣度相配的是，寧波商人只管大的不管小的。
寧波商人的事業，經常是總部自己開設，而下面的分部支號或者有業務關係的上下游，通常不會由自己來管。他們只抓重點，自己沒有能力做的，就會大方的讓別人去做。或許這正是這種“大開放、大合作”的經營哲學，造就了寧波許許多多的工商巨子。
俗話説“家和萬事興”，寧波人不但對外求通達，居家也追求和睦。中國社會，商人的地位歷來是很低的，原因之一，是經商的人常年在外奔波，顧不了家，所以古詩有“悔作商人婦”之嘆。而寧波的女人卻頗能體諒丈夫的辛勞，夜來孤燈獨坐，她們不作怨聲，反而唱道：“小白菜，嫩艾艾，丈夫出門到上海，廿元廿元帶進來，介好丈夫哪來？”有這樣善解人意的老婆，寧波人要不發，那才怪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