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臺籍志士參加祖國抗戰
1895年日本佔領臺灣後，廣大臺胞自發組織起來，反抗日本殖民統治，死傷數萬人。血的事實告訴廣大臺胞，要想擺脫壓迫，僅靠自身力量遠遠不夠，必須自強不息，爭取借助祖國力量。1920年代，臺籍青年承先人遺志，輾轉來到內地。在廣東、北京、武昌、上海、南京等地，他們組織團體，有北京臺灣青年會、韓臺革命同志會、上海臺灣青年會、廈門臺灣同志會、閩南臺灣學生聯合會、中臺同志會、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臺灣民主黨等，從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活動。[1]
李友邦，原名李肇基，臺北蘆洲人，1906年生，青年時期在島內自發參加反日活動。1924年投奔大陸，6月在廣州參加廣東警衛軍講武堂，11月轉入黃埔軍校第二期，旋離校。1926年12月，李肇基等人醞釀成立了廣東臺灣學生聯合會，編輯出版《臺灣先鋒》雜誌。得到中山大學校長戴季陶的支援，廣東臺灣學生聯合會更名為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參與者有張克敏、李祝三等人，屬秘密結社，利用報紙、宣傳文書等，聯絡臺籍青年，從事革命工作。
1927年3月12日，在孫中山先生逝世2週年的日子，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發表《敬告中國同胞書》：“祖國現在已進入革命發展的時期，我臺胞應認清時潮，急起直追，來參加祖國的革命，我們每想念及臺灣，便會聯想到我們的總理，他雖然已經逝世了，但是他的偉大精神仍繼續在指導東方弱小民族的革命運動。我們知道孫先生逝世的日子，就是我們失去了偉大領導者的日子，同時也是叫我們應肩起一切革命責任的日子。”臺籍青年呼籲，“中國民眾團結起來援助臺灣革命！毋忘臺灣！臺灣的民族是中國的民族！臺灣的土地是中國的土地！”[2]
謝雪紅，女，臺灣彰化人，1901年生，本名阿女，苦力的女兒。1925年4月到上海，逢五卅運動，她參加遊行，接觸中共黨員。此後，她化名“謝飛英”，進入上海大學社會係，結識潘欽信、蔡孝乾、翁澤生等臺籍青年。1926年，謝雪紅、林木順經中共黨員的推薦，前往莫斯科。她進入“東方共産主義勞動大學”就讀，林木順入中山大學就讀。[3]
1928年4月15日，臺灣共産黨建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家照相館二樓舉行。除中共代表彭榮（彭湃）和朝鮮共産黨代表呂運亨外，參加者有臺籍青年謝雪紅、林木順、翁澤生、林日高、潘欽信、陳來旺、張茂良等人，選出中央委員林木順、林日高、莊春火（缺席）、洪朝宗（缺席）、蔡孝乾（缺席），候補委員翁澤生、謝雪紅，書記林木順，組建“日本共産黨臺灣民族支部”，組織上歸日共領導，業務上由中共代為指導。[4]受共産國際“殖民地人民要爭取獨立”政策的影響，臺共制定了政治綱領：“1、打倒總督專制統治——打倒日本帝國主義。2、臺灣人民獨立萬歲。3、建立臺灣共和國。”[5]臺共主張臺灣獨立，是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為前提和目標的，這與祖國大陸人民打倒列強的目標是一致的，就是要擺脫帝國主義的殘暴統治，實現人民當家做主。臺共這一綱領在當時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1928年6月，謝雪紅返回臺中家鄉。11月，日共的新指示傳抵臺灣，謝雪紅召集林日高、莊春火在臺北家中開會，謝雪紅獲選中央委員。臺共人數甚少，群眾基礎薄弱，毫無實際鬥爭經驗，受到共産國際和中共的影響。臺共一開始就與臺灣本土資産階級劃清界線，放棄列寧的先聯合進步資産階級完成民族獨立的鬥爭策略，發動對本土資産階級的鬥爭。臺共激進的政治主張照搬照抄共産國際的指示，完全脫離島內的實際情況，新興的臺籍資産階級避而遠之，未得到充分發動的弱小工農群眾無法跟隨臺共，得不到廣大民眾的呼應。法網嚴密的臺灣總督府對臺共嚴厲打擊。1931年6月，謝雪紅在臺北被捕，被判刑13年。
1895年5月，丘逢甲領導反抗割臺，結果失敗，返回廣東梅縣老家。其子丘念臺只有2歲，跟著家人內渡。丘念臺15歲時，丘逢甲告訴他：“你明年十六歲要成年了，我命你別字叫念臺，有兩個意義：第一、是望你不要忘記臺灣，一定要繼我的志恢復臺灣省，拯救那四百萬的同胞脫離奴隸生活，復還祖國；第二、是明末清初有個民族意識堅強的學者，叫劉宗周，他的別號也叫念臺，我希望你學他的立志和為人。”[6]
1918年前後，丘念臺進東京帝國大學，結識了林獻堂、黃國書、黃朝琴等人，與居留日本的臺籍青年建立良好的友誼。他學得採礦法與企業管理，1925年春，返回廣州。
久住廣州的臺籍青年劉邦漢結識畢業于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丘念臺，過從甚密。1927年，臺籍青年林雲連等內渡廈門，轉至廣州，無意中相遇劉邦漢。他們結為同志，時常討論有關臺灣革命問題，于1932年3月成立臺灣民主黨。1933年10月19日，在廣州的臺籍志士林雲連、余長嘯、黃文光、劉武剛等人宣誓：“為我大漢民族爭光榮；為我臺灣同胞爭自由。基於民族自主精神，創立臺灣民主黨。團結臺灣四百萬漢民族，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推翻日政府，建設臺灣民主獨立國。”[7]丘念臺、林雲連等人成立臺灣民主黨，要求建立“臺灣民主獨立國”，是要繼承1895年丘逢甲等人建立的“臺灣民主國”，驅逐日本侵略者出臺灣。他們編印抗日刊物，活動於華南一帶。臺籍志士追求臺灣獨立，就是要擺脫日本對臺灣的殖民統治，其矛頭指向日本侵略者，在當時有其進步意義。
臺籍青年承先人遺志，輾轉回到祖國大陸，奔走呼號，曆盡艱危，不斷苦鬥，就是要掙脫日本帝國主義的羈絆。他們對多災多難的大陸同胞寄以無限的同情，渴望中國反帝革命運動的成功，希望祖國同胞能夠施以援手，幫助他們擺脫日本帝國主義的殘酷統治。大陸成為他們遊學和開展反日活動的場所，中華五千年文化是他們的精神支柱，目的就是要兩岸同胞團結起來，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最終重投祖國懷抱。20世紀初的中國多災多難，無力收復臺灣。臺籍志士呼籲大陸同胞關心臺灣，歷經挫折。
臺灣總督府不能容忍臺籍精英的反抗運動，屢興大獄，引發臺灣獨立事件、黑色青年聯盟事件、北京新臺灣安社事件等案，文化協會、農民組合遭檢肅，1931年臺共被破壞，民眾黨被扣上“絕對反對總督政治和民族自決主義”的罪名遭到禁止。對臺籍青年在大陸的抗日活動，臺灣總督府秘密偵察，嚴厲打擊，許多人被捕。
日本帝國主義有恃無恐，不斷擴大對中國的侵略，運用領事裁判權與對岸政策，遣送一些臺籍流氓到大陸販毒，從事不法活動，破壞臺胞與祖國的傳統關係。內地部分民眾對臺灣人由“疏而遠之”一變而為“恨而惡之”，一些臺胞陷入“既不容于敵人又不容于祖國”的苦悶中，特別是在抗戰前回內地的臺胞體驗最深。這種苦悶一度變為恐怖，在“寧錯殺百人，不輕放一人”的口號下，一些臺胞被內地軍民疑為“日諜”，生命隨時受到威脅。
臺籍青年組織的抗日團體曾尋求國民政府的支援，但蔣介石害怕刺激日本侵略者，嚴禁各級黨政機關與臺胞的抗日組織接觸，大陸一度高漲的反對日本在臺灣殖民統治的鬥爭漸趨沉寂。臺籍青年痛感只有祖國強大，才能拯救臺胞，遂投身祖國的國民革命運動。
祖國革命不成功，臺灣將無以光復。臺籍青年紛紛返回內地，投軍效命，奮勇先登。祖國抗日軍興，島內外臺胞，歡欣鼓舞，認為祖國抗戰必勝，建國必成，臺胞必可重見天日。臺籍志士李友邦成立臺灣義勇隊，還組織臺灣少年團。
臺籍志士謝南光（原名謝春木）是1920年代臺籍精英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領導人之一。他以記者身份，來到大陸，不斷向島內民眾報導內地社會狀況。1938年9月18日，謝南光等人發起成立“臺灣民族革命總同盟”，加強內地臺灣人的聯合。他們認為，“臺灣革命乃中國革命之一環，中國抗戰成功之日，即臺灣各民族爭得自由解放之時，故必鬚髮動臺灣各民族參加中國抗戰。”對中國各黨各派凡堅決抗戰者，“均認為師友，以求其教益與援助。”[8]
為了擺脫日本殘暴的殖民統治，臺籍志士不斷抗爭，屢仆屢起，無奈日本殖民者法網嚴密，武力強大，僅靠臺胞自身的力量，實難達成目標。祖國的抗日戰爭給臺胞一個歷史性的機遇，他們看到了臺灣解放的曙光：“臺灣為日本帝國主義之南進根據地，就目前而論，臺灣安定，倭寇則無後顧之憂，自可放膽進攻我閩粵各地，進而窺伺南洋群島。但如臺灣革命普遍發展，則倭寇之侵略政策，勢必遭受重大打擊。故加緊推動臺灣革命，對於祖國抗戰，實有莫大之幫助。就將來而論：中國欲保持強盛于久遠，必須完成海上國防之建設，而閩粵海岸即成為我海上國防之重點；閩之廈門，粵之瓊崖，臺灣之澎湖，適互為犄角，而扼我海上交通之咽喉。至澎湖早已淪于倭寇掌握中，倘不收回，即海上國防必成殘缺不全之局；欲收回澎湖，即非使臺灣脫離日本帝國主義羈絆不為功。再就臺灣革命立場言之：臺灣為一絕海孤島，被倭寇宰割垂半世紀，欲求自由解放，固須依賴臺灣同胞之精誠團結與艱苦奮鬥，但日本革命勢力之讚襄與祖國之積極援助，亦為不可缺少之要件。由此可知，中國欲速獲得最後勝利，而保持國家之強盛于久遠，必須援助臺胞重獲自由解放，臺胞欲變奴為主，亦必須協助祖國抗戰。”[9]1940年3月29日，“臺灣獨立革命黨”、“臺灣民族革命總同盟”結成“臺灣革命團體聯合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