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胡秋原誕辰100週年。雖然現在許多人已經不知道胡秋原何許人也，但是，對中國現當代歷史有所了解的人都清楚，他是我國現當代史上的一位重量級人物。而且，他還曾經是現代史上最著名的自由馬克思主義者。
胡秋原研讀馬克思主義著作是從1929年赴日本求學開始的。在日本，他除了系統研讀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外，將主要精力放在對普列漢諾夫著作的研讀上。1930年12月初，胡秋原在日本見到來訪的王禮錫，兩人商討了創辦《讀書雜誌》的事情，決定將“研究中國社會性質、尋求中國社會前途”作為雜誌的“一個重要目標”。第二年，胡秋原自日本回國，立即成為知識界非常耀眼的一顆明星。回國後，胡秋原做的一件非常引人注目的事情，是發表文章批評錢杏邨及左翼文學，提倡“自由文學”。平心而論，胡秋原對左翼文學的批評確有偏激甚至錯誤之處，不過，他的文藝思想，卻是從唯物史觀出發的。最能代表他這一時期文藝思想的作品，是1931年2月20日完成于日本早稻田的《文藝史之方法論：歐洲文藝思潮史緒論》一文。1932年，又在上海神州國光社出版了《唯物史觀藝術論》一書。在這些論著中，他根據普列漢諾夫的論述，專列“唯物史觀”、“社會學底方法論”等章節，明確指出：“能探著歷史變動之中心動力，對於社會形態及精神文化形態之發生變遷作完全之解釋者，只有辯證法唯物論的歷史方法：唯物史觀或社會學底方法了。至少，在今日，我們沒有什麼懷疑這科學方法的根據。”
胡秋原在20世紀30年代所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是參加社會史大論戰。而他參加論戰的理論基礎，依然是唯物史觀——儘管在他放棄馬克思主義之後，總是遮掩這一點。當時，胡秋原發表了《略復孫倬章君並略論中國社會之性質》、《亞細亞生産方式與專制主義》、《亞細亞生産方式論》、《中國社會＝文化發展草書》等著名論文，風頭甚健，與王禮錫一起，成為所謂《讀書雜誌》派的最著名的代表，而《讀書雜誌》也被他們經營成為社會史大論戰當中最重要的學術舞臺。胡秋原對中國歷史的整體看法，是認為殷以前是原始社會時代，殷是氏族社會時代，周及春秋戰國是封建社會時代，秦至清末是專制主義社會時代，鴉片戰爭之後則是專制主義半殖民地化時代。很明顯，在這個序列中完全沒有奴隸制社會的位置。但是，他劃分社會形態的依據，畢竟是唯物史觀。
對於胡秋原的自由馬克思主義的特點，蘇汶在《關於〈文新〉與胡秋原的文藝論辯》和《“第三種人”的出路》中作過非常貼切的評價。他説，胡秋原“是一個絕對的非功利論者”，是抱著普列漢諾夫主義“從一而終”的人，“是一個書獃子馬克思主義者”、“學院式馬克思主義者”。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當然不同於“左翼文壇那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胡秋原這種“書獃子馬克思主義者”的特點，是“老喜歡從最遙遠、最難解決的問題説起”，“分析到終極，是既不懂列寧主義，又不懂得馬克思主義”。同時，胡秋原也不是“一個徹底的自由主義者”。蘇汶這些話，不僅非常恰當地反映了胡秋原在20世紀30年代的特點，而且，終胡氏一生，其治學特點都可以用這段話來概括。
所以，胡秋原雖然曾經信仰馬克思主義，卻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他雖然曾經是共産黨的“同路人”，卻不是共産黨人。他之所以信仰馬克思主義，是時代的思潮捲進來的。通俗地講，就是趕時髦。這種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既難持久，又懷有強烈的個人愛好的色彩。他真正宗仰的馬克思主義大師，既不是馬恩，也不是列寧，而是“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普列漢諾夫。1986年，胡秋原曾經這樣説：“我的馬克思主義是由普列漢諾夫來的，而他是反對他的徒弟列寧的，所以我從未相信‘馬列主義’。我主張‘自由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由這種立場出發，他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一是主張與自由主義結合，二是反對將馬克思主義與黨派利益掛鉤。他的這種態度和立場，既不切實際，也不會長久。1935年，胡秋原作為共産國際中國部的客人，為中國共産黨做過一些有益的事情。幾個月後，他開始對蘇聯不滿，使得他因此而懷疑社會主義，最終放棄了馬克思主義信仰。
1949年，胡秋原去了香港，後轉到臺灣，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員等職。在臺灣，他依然非常活躍。尤其引起關注的，是他與晚輩李敖圍繞文化問題的學術大爭論、法律大訴訟。其實，在反對臺獨、認同祖國統一上面，他與李敖是一致的，都是令人欽佩的愛國者。1988年9月，他毅然首訪大陸，與李先念、鄧穎超等共商國是，被李登輝之流開除國民黨黨籍。作為衝破重重阻撓第一位公開來訪的臺灣上層人士，他被人稱為“海峽兩岸破冰第一人”。據悉，胡秋原在史學、哲學、文藝理論等方面著述達兩千余萬言。（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