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聯合報》23日發表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教授邱天助的評論文章説,臺灣318學運落幕已有一段日子,激情過後,或許人們較有可能平心靜氣探討臺灣社運發展各種面向。
這幾年,臺灣大小抗爭一直沒斷過。抗爭,已成臺灣民主社會的常態與情緒的出口。至於,是否能夠形成、展現超脫黨派、跨越階級、純凈無私與和平理性的“新公民運動”勢力,則是令人期待與質疑。
觀諸當前臺灣經濟,愈來愈集中在少數人身上。臺灣前途又掌控在一群目光短淺、意識形態偏執,只關心下屆選舉、討好基本盤的政客手裏。所有政治策略過招,幾乎只是藍綠惡鬥與利益交換的變形,無法致力於根本的建設與改革,讓臺灣呈現停滯、倒退狀態。
馬當局雖然信誓旦旦要勵精圖治,但施政卻得不到民眾掌聲回應。因為,對於注重心理感受與情緒傳染的民眾,問題的癥結不在於臺當局的改革,是否能使社會更公正、更平等,而在於追求的公平與正義,能不能帶來民眾的歸屬感、凝聚力和群體意識。
在臺灣,社會到處瀰漫著不信任情緒,人們對自己未來更充滿不確定性,多數民眾身陷“後現代集體焦慮”泥淖,容易感到不平、不安、挫敗與沮喪,也容易吹毛求疵,卻找不到可以依賴的浮木。
於是,藉由自主性和反抗性社會運動的參與,除了容易感受到有如普羅米修斯般的解放,想像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外,有些人則是因為“跟風”或“羊群心理”,求得“社會認同”的自我安頓。
事實上,抗爭不純然只是對臺當局決策的反動,而是提供認識人類社會、文化、歷史的新視野;社會運動更非只是“時尚”或流行,它能形塑、促成往後政治發展的方向與環境,啟發不同的政治理念、組織與類型。
然而,臺灣社會運動往往缺乏獨立性,也無法吸納多元社會力量,不能有效監督臺當局與政黨的可能濫權,或驅使當局、政黨進行必要的改革。
其一,由於臺灣特殊政治生態,社運人士很容易沾染藍綠色彩,形成專嗆藍或嗆綠,遇到相同顏色則偃旗息鼓,無法一致性的對當權者,保持“馬克思的吼叫距離”。造成抗爭事件只是惡鬥的延伸,而社運組織只是政黨的側翼罷了。
其二,一些社運者雖強調和平理性,卻拒絕開放性對話,只允許從其內部規劃出來的政治、文化和社會論述,形成思想上的帝國主義。很多人不能明白,同樣都是表述看法,為什麼你的就是對,而我的就是錯?
這一、二十年來,藍綠惡鬥已拖垮、癱瘓臺灣,多數人民早厭倦、疲憊,卻無力掙脫。在這個苦悶、焦慮的社會,亟需真正人民力量出頭。可惜,在過度濫用下,如今“人民”已變成空洞符號,變成道德上、輿論上所操弄的抽象概念,以做為戰鬥的召喚,有時聽起來格外刺耳。
文章最後説,公民運動必須努力發展,不同於先前依賴關係所衍生的政治色彩,開拓更高的整全性格局;同時,在民主社會中,必須保持對話的可能性,讓世界更寬容、更多元,也讓臺灣人民的中道力量得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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