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醫師公會行賄案,檢方一口氣起訴了八名“立委”,其中蔡煌瑯等人身為民進黨不分區“立委”,格外引起社會議論。尤其,此事爆發于謝長廷競選策略主打清廉牌之際,對謝陣營的競選局面形同自打嘴巴。或許正因如此,蔡煌瑯等人的反彈動作特別誇張,不僅激動喊冤,且直指檢察官“打綠縱藍”;甚至進而帶著所謂“特偵組正義人士”提供的數據,徑闖“檢察總長”陳聰明及“法務部”次長李進勇辦公室,做出種種指控,要求得到答覆。
事件發展至此,一宗“司法”案件才在起訴階段,卻即將淹沒于烏賊戰。日後不管是檢方的呈堂遞證或法官審理,都已被戴上政治力形塑的“司法不公”大帽子而進行;不論過程如何,結果如何,反正整宗案件的形象已由“立委”被告的大幅政治動作給“未審先判”了。
臺灣《聯合報》就此刊載社論表示,這就是臺灣今日的法治景象嗎?對“司法”正義尚不願死心的人,恐怕也只能哀嘆:“司法”毀棄,政治雷鳴!
平實而論,臺灣的“司法”公信力不佳,受人質疑並非始自今日。其中有出自“司法”體系本身的素質和心態問題,也有來自外力干擾的問題;且兩者交互影響,加速惡性迴圈,造成“政治干預司法”的普遍印象。然而,過去的“政治干預司法”之怨,多出自民間社會、政治弱勢者的口中,反映老百姓對“法院是執政黨開的”此一既定形象之不滿;如今執政黨卻又跳出來大叫“政治辦案”,未免莫名其妙。
近年以來,政治人物涉案而遭起訴、受審、甚至判刑的案例漸多;相當程度上,凸顯“司法”力求獨立、拒絕政治指揮的一番努力。但“政治干預司法”的污名未易清除,反而成了各方人馬受到“司法”約制之後,指控不公的方便工具。從陳水扁的“公務機要費案”到藍綠天王各自纏身的“特別費”案,幾乎人人以“司法”體系為標的而強力攻擊。除了馬英九為尊重“司法”程式而隱忍至法院判決還其清白後,始對檢方的心態與手法提出反擊;其他政治人物多半從起訴之初,即擺出不屑“司法”的姿態。呂秀蓮“副總統”因“特別費”案而痛批特偵組的一幕,社會記憶猶新。
社論説,檢察官可能濫權、程式瑕疵、起訴標準不一等問題,各界討論已多,甚至“法務部”本身亦指示檢討。尤其“特別費”案具有若干“歷史共業”之包袱,至今尚未獲得“司法”行政高層統一見解,才導致爭議蔓延。不過,在其他案情相對明朗、證據相當確鑿的例如賄賂案件中,如果涉案當事人也過度輕率地用上“司法”不公的藉口以圖自辯,甚至明明身為政治強勢者卻仍指控檢方“政治辦案”,則是否輕蔑“司法”體系過甚?
就以這次引起譁然的牙醫師公會行賄案而言,蔡煌瑯等人身為被起訴者,反而另外提出自行指涉的他人名單洋洋灑灑,反指“藍營涉案、被檢察官縱放者更多”,儼然將自己的角色從被起訴人變成了起訴人。蔡煌瑯自認舉證歷歷,逼得特偵組回答“檢察官不可能憑傳聞辦案”。而以“立委”身分直搗“檢察總長”辦公室提出挑釁的這種大動作,若非倚恃政治“實力”,誰人敢出手?又有誰能做得到?千夫所指“政治干預司法”,但在此一個案中,真正操弄政治影響力的一方,到底是檢察官,還是被起訴人?
或許由於過去檢方辦案未盡服人的陰影,如今的政治人物不僅動輒指責“司法”對自己不公,且人人敢於以片面證據反咬他人,儼然乙太上檢察官自居。蔡煌瑯等尚未能向大眾説服己身清白,只能訴諸“藍營也有人收賄”;謝長廷亦未能撇清政治獻金疑雲,於是轉頭反咬“馬英九也收過政治獻金”。如此手法,一來毀棄“司法”公信力形象,二來放出墨汁掩飾自己涉案真相。如果經此渲染而致全社會都對“司法”公正性起疑,以踐踏“司法”為能事,也對“司法”起訴不屑一顧,則往後“司法”還有何公信力可言?
社論最後強調,政治雷鳴已久,若更兼“司法”毀棄,臺灣將失守社會正義的最後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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