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日本的核事故告訴我們這樣一個“常識”：一是核輻射沒有國界，核安全不是一個國家的“家事”，而是整個地區甚至整個“地球村”和“村裏事”。
日本核事故發生後，泄漏的核輻射物質隨大氣和海洋兩個環流運動擴散，先是韓國、俄國、中國，後是較遠的歐洲和美洲，幾乎所有國家都在空氣中檢測到事故産生的放射性物質，被污染的海水也在隨暖流向各大洋擴散。由此在一些國家引起核恐慌，出現搶購風潮，另一些國家出現反核示威。目前至少已有25個國家全面或部分禁止進口日本食品，連韓國、中國的水産品貿易也受到影響。
人們很自然地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面對核安全問題，主權不是無限的。
過去一般認為，要不要建核電站，在什麼地方建，採用何種技術和安全標準，甚至核電站如何運營管理，使用年限等等，這是一個國家主權內的事，無須向他國通報協商。現在看起來，這種想法和做法的合理性是有前提的，這就是不能讓其他國家承擔核安全的風險。
在核時代，我們必須樹立一種新的價值次序觀念，即核安全、環境安全永遠優先於經濟和政治利益的追求。因為後者僅涉及部分人的短期利益，而前者卻影響整個民族的生存。一個國家，即使是和平利用核能活動，也不得迫使其他國家為其承擔事故風險，更不用説非和平利用核能了。一旦某國的涉核舉動有可能危及他國環境安全或有這種風險時，他國有權提出建議和交涉，甚至請求安理會討論作出決議。
這次日本的核事故告訴我們，核安全合作是東亞區域合作的緊迫議題，也是區域合作的巨大推動力。不久後的5月21日將在日本舉行中日韓首腦峰會，會議將重點討論核電安全與構築東亞共同防災體系問題。我們不知道會議將取得哪些成果，但筆者認為，我們至少可以在下述幾個問題上努力達成共識：
一是建立核事故通報制度。任何一個國家出現核事故，都應及時、如實、充分地將有關資訊通報有關國家，以便他國採取措施，減少危害。
其次，一國出事故，其他國家應按當事國請求積極給予技術、物資、人員等多方面援助。事故穩定後，應組織有關國家專家共同調查研究。
第三，應以聯合國為主導，建立一套完整的、國際性的核災害應對預警機制。中日韓三國可先走一步。峰會後三國專家應建立合作機制並有一些可操作性安排。
第四，在《不擴散核武器條約》框架下建立核技術大市場，以使最新科學技術普惠共用，讓更多國家和平安全利用核能。
第五，國際社會要建立更加嚴格的監管制度。為了全人類共同利益，安理會應通過決議，對違反核安全管理和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行為，進行嚴厲制裁。(張璉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