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齡化社會的最新變化以及養老基金入市時機等民生問題，成為今年全國“兩會”的熱點議題。所謂老齡化社會，聯合國和世界銀行對此概念的共同解釋是，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10%，或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7%，即意味著這個國家或地區處於老齡化社會。
這是一個社會性指標，與此相應的還有一個經濟性指標——西方國家進入老齡化社會的經濟發展階段通常是在每人平均GDP一萬美元以上。而截至2011年底，中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已經達到1.85億，佔全國總人口的比例亦為13.7%。由於中國每人平均GDP剛剛超過4000美元，因此，我們面臨的實際難題就是 “未富先老”。這會有很多麻煩，如歷史欠賬多、養老缺少産業支撐、社會支援體系不足、異地養老成本高昂，等等。所以，很自然地成為代表關注的焦點。
那麼，上海的情況如何呢？分析顯示，上海人口的老齡化在全國範圍內率先出現了高齡化的態勢。本世紀第一個10年，由於以勞動年齡為主的外來人口大量流入，一定程度上延緩了上海人口老齡化逐漸加劇的趨勢。但是，上海老年人口中高齡人口 （80歲及以上）比重上升明顯。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反映， 2010年上海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為346.97萬人，比 “五普”時增加101.21萬人，但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僅比2000年微升0.1個百分點，為15.1%。其中， 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233.13萬人，佔總人口的10.1%，比 “五普”時還要下降1.4個百分點；80歲及以上高齡老年人口為58.78萬人，比 “五普”時增長96.7%，佔總人口的2.6%，微升0.8個百分點。而真正的挑戰還會出現在 “十二五”末期，那個時候高齡化人口規模更大。
上海的高齡化程度在全國是領先的。這當然顯示出上海醫療水準的優勢，但同時，人口老齡化特別是高齡化程度的不斷加深，勢必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人口活力和經濟活力的降低，並且帶來社會保障壓力、家庭照料壓力和社會公共服務壓力的增加，這對於新一輪公共服務和政策設計將是一個發展型的社會挑戰。
在上海，中心城區的高齡化課題更加突出。如長寧區常住人口中， 65歲及以上的人口為9.75萬人，佔總人口的14.12%，比 “五普”時上升了1.38個百分點，高出上海市同類指標比重4個百分點。這對中心城區在心理健康疏導、高齡文化慰藉、專業醫療社工等新型養老資源上的配置提出了新要求，如果不在較短的時間裏有所作為，則勢必會出現新的社會事業建設短板現象。
有鋻於此，首先，市、區兩級政府的年度財政預算宜安排專門額度，除用於老人日間服務中心、老人食堂的用餐供應，以及社區文化服務中心等一般老齡化服務外，還可用於高齡人口的專項護理、設備採購、社工培訓等特別開支。其次，在制度創新方面應儘快實施“家庭醫生制”。今後居家的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的數量還將持續增長，照料和護理問題日益突出。因此，光靠居委會幹部定時到府慰問是不夠的，需要專業醫護人員巡訪的機制保障。第三，根據社區高齡人口的實際生活能力，職能部門的工作人員應該改進原有的服務方式。如最近長寧區一位98歲老人，憂慮其第一代身份證年底就要到期失效，本人又無力前往第二代身份證照片拍攝點，戶籍警聞訊後主動到府服務，類似這樣的改進就很有針對性和必要性。此外，確實有必要提倡志願者學雷鋒活動的常態化。高齡老人除了生活輔助服務外，還有日常的讀報、聊天、音樂等戶內精神文化需求，這就更加需要志願活動了。
高齡人口是社區必須重點照顧的對象。無論是居委會還是志願者，都應該滿腔熱情、科學服務。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合理地應對高齡化社會的最新挑戰；只有這樣，生命的長壽才能彰顯社區生活的品質而不是成為社會的負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