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農”問題，是我國經濟發展和現代化建設的根本問題
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是我國經濟發展和現代化建設的根本問題。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央每年的一號文件，其主題基本上都是農業、農民和農村改革發展問題。我國“十二五”規劃綱要把“強農惠農，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問題放在一個極為重要的位置，加以強調。
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西方一位哲人説過：土地是財富之母，勞動是財富之父。農民與土地血脈相連。討論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根本問題是土地問題，而土地問題的本質問題是確權問題，其次是建立在土地基礎上的土地與農民的關係問題，以及由土地與農民的關係及生産方式和生産關係所派生出來的其他社會關係和經濟關係，如農民負擔問題、農民社會保障問題、村社自治問題、鄉村民主問題等。
從中國幾千年土地制度演革、運動、變化的過程，有幾個問題值得人們思考：
一是農村土地允許不允許買賣和流轉?如果允許農村土地買賣和流轉，如何防止商賈大戶、豪強兼併土地，造成貧者無立錐之地，富者富可敵國，進而引發社會動蕩的風險?
二是如何核實全國的土地，包括耕地、宅基地、自留地、山澤之地，並實行不同的區別對待的政策，使農民有穩定的生産生活來源，同時又沒有後顧之憂?在保護耕地的同時，如何平均地權，使農民對自己耕種的土地有長期經營、精心耕作的打算，保護和鼓勵農民從事農業生産的積極性，以解放社會生産力，發展社會生産力?
三是如何從理論上進而從立法上明確農民對土地的使用權和經營權?既要防止豪強商賈大戶非法強佔農民的土地，防止土地兼併，又要防止失地農民失業，生計無著，貧富兩極分化，影響社會和諧?
四是如何從法律上明確城鎮國有土地所有權、使用權、經營權、流轉權、受益權，同時如何從法律上明確農村集體所有土地的所有權、使用權、經營權、流轉權及其相應受益權?
二元經濟結構轉變，關鍵在農民向非農民轉化，農業向非農産業轉化，農村向城鎮轉化
我國有13億人口，其中農民和農民工9.4億。改革開放30年，大批農民工進城。2.2億農民工是當代中國的特殊群體。他們是“兩棲人”，城裏有工作就在城裏打工。城裏沒工作就在農村務農。逢年過節的“民工流”，幾千萬農民工人口大遷徙，表面看是一道中國特色的風景線，實際看裏面孕育著諸多的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這不應當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常態現象。受金融危機影響，長三角、珠三角地區約80萬家中小企業受損，700萬農民工失業重返回鄉之路，有些人回鄉無地可種，又拿不到城鎮職工下崗後失業保險、醫療保險和社會福利。這很容易引發社會不穩定甚至動蕩。
農民工在大中城市經商、務工，大多從事簡單勞動，最累最臟的活兒是農民工幹。據不完全統計，北京市常住人口1630萬，戶籍人口1200萬，外來人口420多萬。在流動人口中，農民工像候鳥一樣，春節之前形成返鄉潮，春節之後形成返城潮。農民工返鄉還是農民，農民工進城打工又不是正式職工。農民工成了廉價勞動力。在大城市，甚至出現城裏的正式工固定工不幹活，這些人有固定的住處，有固定的工資，還有社會保障，他們實際上成了“工頭”，指揮農民工幹活。農民工成了二元經濟的受益者，同時又是二元經濟的受害者。他們的工作帶有季節性，工作不穩定，住的是工棚或地下室，吃的是饅頭、馬鈴薯、白菜湯，收入微薄，還經常不能按時領到工錢，農民工欠薪問題成為一些地方普遍出現、反覆出現的老大難問題。
從這個意義上説，我國二元經濟結構轉變即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和後工業經濟轉化，關鍵在農民向非農民轉化，農業向非農産業轉化，農村向城鎮轉化。所以，“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把符合落戶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逐步轉為城鎮居民作為推進城鎮化的重要任務”。
破解中國二元經濟結構難題，要從中國實際出發，找出科學發展的路子
如何解決中國二元經濟結構難題?在我國，如何逐步縮小城鄉差別和工農差別?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這一系列的問題，需要我們認真總結歷史經驗教訓，需要我們從中國現在的實際情況出發，找出科學發展的路子。
首先，中國現在還是發展中國家，還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以二元經濟結構——農業經濟與工業經濟並存、農村經濟與城市經濟並存的狀況將會長期存在，農業經濟與工業經濟、鄉村經濟與城市經濟此消彼長的過程，就是二元經濟結構不斷運動變化的過程。在發展戰略上不能操之過急，不能拔苗助長。
其次，對於任何一個國家來説，農業經濟特別是糧食種植業經濟永遠不會消亡。因為不管社會如何進步，人們總是要吃五穀雜糧、蔬菜水果。農業生産力的提高，不但意味著糧食、蔬菜、水果單位畝産量不斷提高，而且意味著農産品品質不斷提高。為此，土地需要規模化經營，需要集約化經營。如何逐步實現土地和農業規模化、集約化經營，應當根據農民自願的原則，切切不能“大躍進”，切切不可採取行政辦法，人為地實行行政強制，搞新一輪的集體化。
第三，中國地域廣闊，地形複雜，自然條件、氣候條件千差萬別，二元經濟結構調整切切不可一刀切。東部沿海地區與中西部地區不一樣，平原與山地丘陵不一樣，南方與北方不一樣。在同一省，各地的土壤、氣候、水利不一樣，“橘生淮南則為橘，橘生淮北則為枳”。在同一個城市，城鄉結合部與遠郊地區不一樣。因此，需要根據實際情況，分門別類制定科學的土地政策、人口政策、就業政策、産業政策，以及配套改革財稅制度、投融資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
第四，三大差別即城鄉差別、工農差別以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隨著社會生産力的發展會逐步縮小。但在可以預見的歷史時期，不會很快消失。現在，有些省、直轄市、自治區地方政府利用行政手段，盲目上形象工程和項目，侵害農民的土地和權益，許多地方農民欠了一屁股債，蓋上了樓房，戶口本上也不叫農村戶口了，但是別的什麼也沒有改變，地還是原來的那塊地，莊稼還是那些莊稼，收入還是那些收入，養老保險、醫療保險還是沒有著落。對於在中國西部地區廣大貧窮的農村，當務之急一是解決農民的溫飽問題;二是解決政府扶持農業生産問題;三是解決看病難問題即醫療保障問題;四是落實義務教育政策，解決農村兒童上學難的問題;五是醫療下鄉、文化下鄉、工業産品下鄉、科技下鄉扶貧要常態化，不是蜻蜓點水突擊式的扶貧，重點是培養農村造血機制，而不僅是短平快式的輸血辦法。
第五，從地域看，在沿海地區，特別是大城市，先是城中村，後是郊區、近郊區有可能是最先消除工農差別、城鄉差別的地方。中國城鎮化建設和二元經濟結構調整的道路和方式，一主要不是讓農民進城，上億農民進城，無論哪個城市都解決不了就業問題和居住問題，及其社會保障問題。二主要不是離開現有的農村，另外新建一個城鎮。應當鼓勵城市的資金、技術、人員下鄉與農村的土地資源、勞動力、宜居環境和宜投資環境相結合，農村勞動力就地就業，就地消化，通過新農村建設，提升現代農業品質，同時就地促進農民向非農民轉化，農業向非農産業轉化，農村向小城鎮轉化，應是長久國策。曾國祥 (作者為國家稅務總局科研所原所長、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