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控制通脹成為中國經濟的頭等大事，中國的通脹問題是短期的還是長期的，是輸入型的，還是流動型或是成本推動型的?確實是我們必須搞清楚的，因為只有這樣才可能對症下藥。
從某種程度而言，中國當前全面的價格上漲應該是對長期以來要素價格失衡的一種回補。
從全球範圍看，當代發達國家進入了長期的後工業化進程，並且展開了水準分工體系，也同時形成了發達國家之間的價格體系。而發展中國家由於工業基礎相對落後，只能與發達國家展開水準垂直分工，即主要以原材料和初級加工産品與發達國家的深加工産品交換，由此不斷拉開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水準差距。發達國家在全球化過程中將發展中國家納入其全球化分工體系，由於國際競爭激烈，發展中國家産品被迫接受較低的價格，並壓低各種生産要素的價格。這樣就形成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高低相差懸殊的兩種價格體系。
長期以來，我國由於較為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供給和廉價的勞動力，企業得以克服資本邊際收益遞減規律的作用，以低廉的勞動密集型産品在國內外市場上獲得優勢。此外，處於低要素價格狀態，包括低土地成本、低環保成本、低資金成本，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國以低價的中國製造出口全球，並通過貿易順差回流境內的格局。
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説，長期保持經常賬戶順差意味著窮國向富國輸出資本，以便為富國的消費和投資提供融資來源，形成了中國補貼全球生産成本，補貼美國消費者福利，補貼全球化紅利的失衡格局。
而今，中國低勞動力、低要素價格的情況將發生重大改變。當經濟體超過或臨近“劉易斯拐點”，“劉易斯拐點”是工資水準的轉折還是勞動力供求的轉折?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主要描述了發展中國家在“起飛”階段的發展形態，表現為傳統部門為現代部門提供“不變工資”和“無限供給”的充裕勞動力。但這種狀況將隨著經濟發展而發生變化，亦即出現“轉折”。
當前，中國正逐步走出第一階段，這預示著，資本的原始積累初步完成，勞動力的低工資時代即將結束，這意味著現代工業部門已經不能再用“不變工資制”來吸收“無限供給”的勞動力，這樣工業部門的利潤有可能越變越薄，更多的資金從實體經濟出走，尤其在流動性的推動下資本品價格(某種程度上農産品也可被視為類投資品)將以更快的速度上漲，出現要素供給趕不上貨幣需求的長期結構性矛盾。
因此，管理通脹正確的長期取向應該是：實現由“需求管理”向“供給管理”轉變，通過技術創新、人力資本積累以及勞動全要素生産率的提高來化解要素成本上升帶來的通脹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