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的增減，關乎經濟運作全局，關乎全體國民。在經濟形勢依舊撲朔迷離的後危機時代，到底是增稅還是減稅，已成為各國政府難念的經。
為了對抗債務危機和維護經濟復蘇，歐洲遊走在加稅與減稅之間，力圖尋求平衡，但似乎並不成功、反而引發了民眾極大的不滿。在美國，布希政府推行的全民減稅即將到期，奧巴馬提出了“區別對待”的修改方案打算為中産階級實施永久性減稅、對富人加稅，股神巴菲特亦持類似觀點。很多新興市場國家，例如印度，也推行了減輕稅負的經濟刺激政策。
對於中國來説，經濟危機爆發以來一直推行積極財政政策，推進財稅體制改革、進行結構性減稅、加強稅收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是政策主基調。這和我國宏觀稅負偏高、已超過GDP30%的不合理現狀相一致。
但事實上，從財政收入的實際情況來看，很難找出有減稅的跡象：在發達國家的財政收入一般保持在1%左右的低速增長甚至負增長時，中國的財政收入一直保持了較高的增速，而稅收增速更是高於財政收入增速。雖然隨著基數的提高，今年下半年月度財政收入增速有所放緩，但從絕對增量上來看依然驚人，預計全年財政收入可以輕鬆突破8萬億、稅收收入突破7萬億，增速超過20%，遠超居民收入增長。
遺憾的是，我們很難發現相關部門在結構性減稅方面進行制度設計和規劃，反而更多的表現為一種“加稅”情結，即想方設法增加新的稅收。給股市去泡沫，收印花稅;給房地産降溫，醞釀房産稅、物業稅;為了保護環境，出臺車船稅……種種理由設立的稅種，以及各種精心設置的“梯度徵收”，不僅沒有實現減稅，反而是在物價不斷上漲的同時，讓公眾的消費能力再打折扣，這似乎與拉動內需增長的經濟調整政策相矛盾。
更重要的是，中國的中低收入者承擔的稅負過重，而不是像其他國家主要由富人來支撐稅收。對於普通消費者來説，個稅的起徵點還是在2005年調整的，隨著居民收入的整體提高，該稅種不僅由一項名義上的“富人稅”變成了事實上的“窮人稅”。以統計局公佈的三季度經濟數據測算，全國城鎮居民每人平均消費性支出為9941元，月均1104元，按照財政部門給出的1.97的贍養系數，就業者每人平均負擔的消費性支出已經達到2175元，超過了2000元的個稅起徵點標準。其意味著居民的部分基本生活費用也被徵稅，這不僅不符合國際慣例和個稅稅收理論，也不適應“擴內需”的經濟形勢。
要完成經濟結構的調整，本身就包含著對過去“重稅主義”政策的修正，這也是平衡國、民財富格局的應有之義。尤其是在通脹預期愈演愈烈的當前，如果不能修正收入預期，何談增強消費信心?要增加居民的收入，減稅才是王道，尤其是給中小企業和普通勞動者減稅。事實上，近期諸多研究者都開始呼籲減稅。例如，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李稻葵就呼籲實施大規模減稅。只有通過財政稅收改革，提高公眾可支配收入，讓公眾可支配收入和GDP同步上升，上升速度甚至可以更快一點，這樣才能讓老百姓消費得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