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性住房的建設資金規模很大，僅靠政府的財政預算是力不從心的，靠地方政府土地財政，保障性住房的“保障”性質可能打折扣。政府財政與社會資本結合建設保障性住房是非常重要的。實際上，美國出現過兩次較大的房地産危機，一次發生在上世紀80年代，一次是近期的次貸危機。第一次美國政府希望通過建立“兩房”這樣的政府機構，以政府為主解決低收入群體的住房問題，最後以失敗告終。次級抵押貸款是希望通過市場化的方式解決低收入群體的住房問題，不但失敗還引發全球危機。所以，政府政策與民間資本的結合可能才是解決之道。
首先，中央政府可用轉移支付的方式，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設的投入。把保障性住房建設納入支援收入分配機制改革的範疇。其次，地方政府可以通過土地入股，用保障性住房補償被徵用的土地的方式參與保障性住房建設；第三，鼓勵銀行制定適合保障性住房購買群體的信貸産品；第四，把保障性住房的價格定在可獲得資本的社會平均利潤的水準，鼓勵開發商參與保障性住房建設。
此外,政府應制定和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以及制度。比如，保障性住房的二手房市場，應該是業主與政府之間的交易。業主售房時要補齊政府持股部分的價格。放棄保障性住房者，應該按照一套房購房者對待。保障性住房資格認定，以及農民工在農村的宅基地沒有流轉之前，只能享受廉租房的管理規則等等，對保障性住房建設和發展是最重要的保證。新加坡政府的住房政策和措施應該有借鑒意義。
數據顯示，中國內地可使用的每人平均土地資源比香港和日本還少，內地應該鼓勵“安居樂業”的生活觀念，不適合鼓勵少數人擁有多套房産，很多人傾終生所有也只能“望屋莫急”的分化，拉大收入差距，資源嚴重錯配。保障性住房應該是“安居樂業”工程重要的一部分。
居住支出是收入中一個重要部分。提供合理價格的保障性住房，可以釋放被高房價“綁架”的支出，等於增加了一般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去年房屋月供比上升到70%-80%，大城市超過100%。如果一般收入群體收入的80%要支付房屋消費，而且在收入增長遠遠跟不上房價上漲的態勢下，人們會減少當期的其他消費，拼命加大居住支出來鎖定當期的房價。居住消費支出都是以數十年計算的，也就意味著消費支付能力要被鎖定數十年。高房價無疑吞噬了大部分收入，打壓了消費增長的空間。所以政府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設投入，至少建立一個相對穩定的預期，減少一般居住性需求的支出，極大地提升一般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釋放出巨大的被居住需求套住的當期消費支出能力，對推動消費增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