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增長”“調結構” 魚與熊掌可以得兼

“保增長”與“調結構”是魚與熊掌不可得兼的關係嗎?非也。

　　減少政策依賴症而出現減速“陣痛”是正常的。任何一個國家危機後刺激政策退出或者不再加碼都會有短期的“陣痛”。應看到中央對短期突出問題和長期結構性矛盾的解決都是在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前提下進行的，政府對經濟增速調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彈性較大，沒有必要對速度問題過於擔心。

　　就“保增長”“調結構”的關係而言，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王建的建議令人深思，中國經濟要想繼續保持較高增長率，就必須通過經濟結構的大調整來推動經濟結構朝合理方向的大變動，而這個變動方向就是城市化。

　　王健：不要把“保增長”與“調結構”對立起來

　　中國目前存在的最大結構扭曲就是工業化過於超前，而城市化過於滯後。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已接近50％的城市化率是極為不真實的，因為它包含了2億農民工，而這些人只是以工業化的方式在勞動，卻並沒有以城市化的方式而生活。如果工業化超前而城市化滯後，農村落後的基礎設施條件就會限制中國現代大工業所生産的産品進入9億農民的家庭消費，就必然會産生嚴重過剩。

　　杜飛輪：産能過剩衡量指標尚存偏差

　　我國尚未建立一套完善的産能過剩判斷指標體系，學界衡量産能過剩主要是用行業産銷率、産品庫存、價格水準及企業利潤等指標，間接説明産能利用的情況；而政府則是通過對部分商品的供求和行業産能利用的調查，並根據相關經驗對當前及未來一段時期市場需求作出預測，來判斷行業是否存在産能過剩。

　　破解中國經濟"兩難"困境 舊藥方難治新病

　　近一段時間以來，“兩難”這個詞在經濟問題上的使用頻率非常之高。保持經濟增速與抑制房價上漲之間的矛盾，增加每人平均收入與保持企業競爭力之間的矛盾，實際負利率與經濟增速放緩之間的矛盾等，都被稱作當下中國經濟的兩難問題。這些兩難的發生印證了中國經濟的轉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必然意味著經濟環境中重要要素的變化。

　　消費、投資：兩大超級引擎重裝上陣

　　出口這架引擎動力減弱之後，今後中國經濟如何保持快速增長勢頭？是否會像西方媒體所預測的那樣，經濟增長神話結束，不可避免地陷入衰退。筆者認為，這些擔憂都是不必要的。由於新的兩大“超級引擎”出現，中國經濟還會繼續其強勁增長勢頭，實現10年、20年，甚至30年的快速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