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今年5月1日起，廣州市企業職工最低工資標准將從860元上調為1100元。儘管增幅巨大，但珠三角不少農民工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卻認為，比原來多拿200多塊錢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工資的低水準，他們期待能多途徑實現工資增長。記者了解到，目前珠三角已有一些企業在工會的組織下，嘗試通過集體協商實現工人工資增長。
單靠“最低工資增長”難以縮小收入差距
我國《最低工資規定》從2004年開始實施，按照規定，最低工資標準是用人單位依法應支付的最低勞動報酬，是工資“底線”，實際發放的工資要高於“底線”才正常。但記者在珠三角採訪時發現，不少企業多年來緊貼最低工資標準給工人發工資，工資“底線”竟然成了“上限”。由此導致工人工資長期低水準徘徊，遠遠落後於企業利潤增長水準。
深圳市寶安區一家五金製造廠的工會負責人告訴記者，過去10多年間，深圳的加工製造企業全都按照當地的最低工資標準給工人發底薪，當地最低工資漲多少，工人的底薪就漲多少。2005年至2008年，深圳每年最低工資標準上調100元左右，2010年的新標準尚未出臺，依然沿用2008年的標準，這意味著，5年間深圳加工製造業工人的工資只增長了300多元。而這5年間，深圳物價增長幅度、企業發展速度顯然遠超過工人工資的漲幅。
由於工資水準低，工人們的收入增長主要來自加班費，這部分佔總收入的一多半。為了多掙錢，工人們紛紛要求加班，因此超時加班現象在珠三角大量存在。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説，世界銀行的普查報告顯示，在中國維持基本生活水準的費用是每月1685元，這是計算了每個人每天的營養攝入量，兩個人可以養活四口之家，每週工作40個小時可以得到的水準。按這個標準計算，珠三角農民工要每週平均工作66個小時，每個月加班120個小時才能拿到1685元工資。
記者了解到，過去10多年間，不少企業銷售額、利潤都是陡峭的上升曲線，而工人工資卻是一條水準線。儘管政府部門通過不斷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來提高工人待遇，但時至今日，廣大農民工的工資收入依然停留在低水準。深圳市勞動部門的統計顯示：2009年深圳最高工資與最低工資的總體差距為21.5倍。
廣州市總工會相關負責人認為，雖然目前廣州的最低工資標準不算高，但並不是説除了政府規定就沒有別的途徑提高員工薪水，其實企業工會是可以和老闆談談薪酬的，他們有和老闆“議價”的權利。
珠三角部分企業通過集體談判實現工資增長
記者了解到，為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我國政府相關部門正在加緊制定相應政策，推動勞動者薪酬保護制度的完善。由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起草修訂的《工資條例》將在年內出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工資協商制度、同工同酬等保障勞動者權益的條款將被納入其中。而在深圳，《深圳經濟特區勞動關係集體協商條例》也將於今年出臺，從而使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得到法律支援。
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我國沿海一些城市就開始借鑒國際經驗，探索推廣工資集體協商制度，要求企業為工人建立合理的工資增長機制，使其工資收入與企業利潤同步增長。然而，由於廉價勞動力供應充足，農民工缺乏話語權等原因，這一制度長期以來都在“紙上談兵”。
深圳市總工會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經歷金融危機衝擊後，沿海地區勞動力市場發生了明顯變化。工人們在工會的幫助下和企業主開展集體談判，提出“漲工資”的要求。而過去不肯坐下來“談判”的企業主們，迫於“用工形勢”，也相繼坐到了談判桌前。
位於深圳市寶安區的先端精密公司是一家日資企業，年産值約3億元人民幣，現有員工近600人。這家企業生産訂單飽滿、效益良好，卻一直參照最低工資標準來確定員工的基本工資。2009年8月，先端精密因高溫補貼問題發生勞資糾紛，手足無措的日方管理人員只能求助於企業工會疏導員工，經工會協調，成功地為員工爭取到了2009年度的高溫補貼。
隨後，工會向企業方發出集體協商要約。歷經8輪艱苦協商，工會方“大獲全勝”，在工資薪酬、保險福利、休息休假等方面，得到了企業方從未有過的優厚承諾，尤其是工資增長方面，雙方商定2010年度一線員工工資增長10%，非一線員工工資增長8%。
先端精密的一線工人丘林告訴記者，他的工資收入2007年至2009年3年間幾乎沒有任何增長，此次集體協商之後，他今年的月收入增加了430元，這對他的家庭來説，“是一個意外的驚喜”。
讓工資增長跟上企業發展的步伐
工資漲了，受益的不僅僅是工人，“沒準企業也在偷著樂呢！”沃爾瑪工會負責人這樣説。
沃爾瑪工會負責人告訴記者，通過集體協商，沃爾瑪員工2008年、2009年工資平均增長幅度為“9＋1”，即工資平均增長9%，同時公司提供1%用於升職和特別調薪。2008年底爆發的金融危機雖然對我國經濟造成很大衝擊，但沃爾瑪員工工資逆市大幅上調，極大地激發了員工的勞動熱情和對企業的認同。據專業諮詢公司調查，2008年沃爾瑪的員工敬業度為62%，2009年提高到83%，比國際公認卓越企業標準高了13個百分點。
和沃爾瑪一樣，通過集體協商漲工資的深圳鹽田港國際集裝箱碼頭有限公司也從中受益。工資增長極大地鼓舞了員工士氣，鹽田國際港口裝箱量創歷史新高，小時裝卸量達到世界最高水準。
記者今年初在珠三角各大招工現場採訪時發現，儘管年初出現“招工難”“用工荒”，但凡是在上年度通過集體協商實現工資增長的企業，員工流失率低，招工吸引力大，在珠三角嚴峻的用工形勢下，生産經營未受影響。
廣州市人大代表劉小鋼今年初提交的議案指出，建立企業方代表與職工方代表(工會代表)進行平等協商、簽訂工資協議是市場經濟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的良好機制。對於企業職工工資的增長，要改“企業單方決定制”為“企業與職工協商共決制”。
劉小鋼建議，工資增長共決制不僅僅局限于企業工資總額是否增長或增長的幅度多少，還要進一步共決崗位工資的調整和增加水準，使各崗位層級的工資水準趨於合理；改“與利潤掛鉤”為“與企業效益和物價指數掛鉤”，確保職工生活不受物價因素的影響；改“高層漲薪”為“利益共用”，讓企業全體員工的工資在企業發展中水漲船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