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法制晚報》報道，花旗私人銀行日前公佈的《2010財富報告》指出，身為發展中大國的中國為世界貢獻了34.3萬名“合格富豪”，數量排名全球第四。
所謂“合格”，是因為擁有100萬美元可投資資産的高凈資産人士才能進入花旗的“法眼”，在這個標準下，來自京滬深穗等城市、擁有多套住宅而“被富豪”的人群數量就被忽略了。筆者估計，如果放寬準入門檻，以絕對資産額來作統計標準，我國的“交椅”位次當還能向前挪挪，拿下美國可能略有困難，但超越英、日當無問題。
不過也要指出，這是富豪榜，不是窮人榜。雖然國家的GDP和財政收入連年高增長，但是從每人平均角度看，我們的每人平均GDP、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確實是比較落後的。按照去年的總量口徑看，我國每人平均GDP只有約3600美元，排位在世界一百位之後，大體上，只相當於世界每人平均GDP水準(8000美元)的44%，連世界每人平均的一半都不到。更不要説和發達國家每人平均40000美元去比較，連別人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可見，富豪愈多，以收入分配調整促動公平正義的工作也亟待全面提上日程。
不過，對我國而言，收入分配的結構調整卻並不是一個新鮮話題。
早先，曾嘗試過對高收入人群徵收超額累進制的所得稅，後來，又嘗試過向弱勢群體的轉移支付，但從效果上看，隨著富人們避稅手段的增多，針對收入，特別是工資性收入的加稅策略，已顯現容易傷及廣大中間層的問題。而轉移支付的力度、結構更難以把握，使得效果不一、惠及面也相對有限。
因此，今後再行推進收入分配調整、實現總理所説的“比太陽還要光輝”的公平正義，不妨納入一些新思維。
一是不能再搞“劫富濟貧”。和諧社會不能是一個“仇富”的社會，讓富人感到安全，安心創富，對於實現經濟增長、“做大蛋糕”，併為轉移支付等再分配方式提供支點，是充分且必要的條件。但是，考慮到現實條件，當收入、所得的稅收徵繳不足以遏制貧富分化的時候，應該考慮儘早以對實物資産、遺留和贈與資産徵稅等新的方式，解決富者愈富現象，這也是歐美發達國家在化解富人通過資産代際轉移，可能造成新一輪的社會不公平時，所採取的較為通行的方式。
二是要通過正常途徑讓窮人建立可持續的“脫貧機制”。這就需要進一步增加學習、就業等改變命運的機會的公平性、透明度，甚至不妨取法某些發達國家針對少數族群的扶持策略，給窮人、弱勢群體更多的機會，把資源向他們進行適度的傾斜。只有在承認人的起點差別的同時，力保過程公平的底線，才有可能讓公眾坦然接受結果差異的合理性。
三是要儘快完善我國的社會保障、醫療保障體系。在富豪越來越多的情況下，力保窮人不能變得更窮，窮人不能變得更多，窮人的比例不能變得更大。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內容，保障機制決定了社會安全的厚度，決定了窮人是否能夠活得更安心、更有尊嚴。在此，不妨考慮將徵收的資産物業稅、鉅額財産稅等稅收收入按比例直接切分給民政部門、社保基金，用於改善低收入群體處境和退休人群待遇，甚至不妨建立專項基金，為弱勢群體提供大病醫療救助保障。
只有窮人安心，才有富人舒適的生存空間，否則所謂富裕，只是數字，絕不包括愜意的心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