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美國聯邦債務上限的爭論引發了如下問題：我們看到的是政客們在作秀，還是他們在認真解決一個重大而複雜的問題？答案是兩者兼而有之。

　　政客們顯然在作秀。美國總統巴拉克 奧巴馬(Barack Obama)呼籲對未來十年內削減4萬億美元赤字的方案做出重大妥協，這掩蓋了如下事實：在今年2月份提出最初的預算方案時，奧巴馬沒有理睬自己的赤字委員會的建議。他在今年4月預算演講中提出的“計劃”也缺乏細節。美國國會中的許多共和黨議員已經不考慮每削減3美元財政支出便提高1美元稅收收入的提議。與此同時，國會中的民主黨議員抨擊了保羅 瑞恩(Paul Ryan)的財政計劃，但他們卻未能提出自己的嚴肅構想。

　　但是這些政治家演員們也在盡力解決美國預算規則本身無法解決的複雜問題。美國債務佔國內生産總值(GDP)的比率將在十年內突破90%——由於在社保、老年醫保(Medicare)、低收入醫保(Medicaid)上的應享權益支出增加，該比率將大幅上升。

　　早先美國債務佔GDP的比率大幅上升與戰爭有關，後來由於適度的支出限制和經濟增長，該比率有所下降。而對於社會開支造成的債務水準日益增長，不存在這種自我修正的可能性。其後果是，美國可能更頻繁地爆發關於債務上限的爭論，以及關於聯邦支出的激烈討論。在這種喧囂之下，參與者開始關注這個問題以及解決該問題的困難。

　　那麼接下來我們該怎麼做？採取任何舉措都應根據長期削減支出和支援經濟增長這兩方面的進展來判斷。正如無黨派的國會預算辦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在《長期前景》報告中所提醒的那樣，美國長期赤字危機的主要原因是支出不斷攀升，尤其是應享權益項目上的支出。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強勁的經濟增長有助於降低債務與GDP之比。

　　儘管可能的結果有許多種，但特別值得考慮的有三種。第一種是債務上限得到提高。奧巴馬傾向於“乾淨利落地”提高債務上限，隨後再探討支出和稅收改革。這種結果在限制支出上沒有任何進展，會使個人和企業既擔心政府會隨著債務攀升而提高利率，又擔心政府增稅（奧巴馬呼籲提高工資、儲蓄和投資的邊際稅率），阻礙經濟增長。美國過去多次上調債務上限時都伴隨著大規模的財政變化（在過去20年內有過6次）。

　　第二種結果是，雙方不顧技術性違約的風險依然堅定各自的立場。這是一種輕率的結果，政客們圍繞攤牌進行的作秀在財政上代價高昂。這種結果也是不負責任的，它表明兩黨對解決支出限制問題的關鍵需求缺乏理解。這種結果造成的借貸成本上升將惡化財政前景，而預期中的增稅將扼殺經濟復蘇和增長。

　　第三種選擇包括兩部分。首先，在提高債務上限的同時，雙方盡可能就支出限制（可能的數字是未來十年削減3萬億美元）達成一致。上周參議員米奇 麥康奈爾( Mitch McConnell)和奧巴馬都暗示了類似的做法，雖然形式不同，但換湯不換藥。

　　要使其發揮作用，支出限制還應該減緩應享權益成本的長期增長。第一步舉措發出一個清晰的信號：支出限制是得到共識且真實的。這麼做可以降低長期利率，而無需美聯儲(Fed)主席本 伯南克(Ben Bernanke)實施有風險的第三次量化寬鬆戰略。

　　在這一階段保持當前的稅收規則不變，能為復蘇提供支援，同時擱置了有關稅收的討論。而第二步的討論（依託明年的選舉）將著眼于稅收調整是如同共和黨領袖們所提議那樣的僅推動稅收改革（降低稅式支出和邊際稅率），還是像鮑爾斯-辛普森赤字縮減委員會提議的那樣既進行稅收改革，又將稅收用來削減赤字；抑或如奧巴馬提議的，提高邊際稅率來獲得收入以適應未來更高的支出水準。

　　實施長期支出限制的必要性無可爭議——靠增稅來適應未來支出的變化軌跡是不可行的，在經濟上屬於自殺行為。但是將稅收改革與增稅對比討論是一個適合在明年的總統選戰中辯論的政治問題（儘管具有經濟後果），為獲勝者創造了一個使命。

　　儘管提高債務上限的辯論一部分是政治作秀，一部分是在盡力解決一個嚴肅問題，但人們必須明白，為了美國的財政和經濟未來，這是一個必須建立的債務底線。

　　本文作者是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Columbia Business School)院長、拉塞爾 L 卡森(Russell L. Carson)金融與經濟學教授。他曾在美國總統喬治 W 布希(George W. Bush)政府擔任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譯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