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樓、炒古玩、炒中藥材、炒綠豆、炒大蒜……”一切能夠由投機資本掌控的商品似乎都成了一種泛貨幣化的價值符號，氾濫的流動性成為中國經濟運作中最不穩定的因素。

　　從目前對流動性成因和傳導機制看，流動性尚無“拐點”。但我國的流動性過剩問題根基深、治理難度大。因此我們需要重新審視未來宏觀經濟政策的立場。短期內，央行可繼續通過準備金率、央行票據、窗口指導等手段遏制貸款擴張，但要有效控制流動性過剩，就必須擺脫治理成本日益加大的對衝操作模式，讓實體經濟的信貸需求主導流動性平衡，轉向更為堅決的供給型治理模式。

　　凱恩斯在《貨幣論》中曾將貨幣迴圈分為産業迴圈和金融迴圈。貨幣的産業迴圈是指為了支撐經濟社會中所生産的商品和勞務的流動而投入使用的貨幣量。貨幣的金融迴圈是指用於資産運作的貨幣量。顯然，從需求角度出發，“流動性過剩”對應的不是在實體經濟運作中流通的流量貨幣過多，而是存在於金融市場與金融機構等虛擬經濟內部，與實體經濟活動不相關，沒有直接作用於生産、投資和消費等實體經濟領域的存量貨幣過多。

　　從這個角度看，當前緊縮貨幣政策尤其是信貸政策短期內成效不大。抑制流動性，根本在於彌補流動性與實體經濟的落差，這要靠經濟實體生産效率的提升，也要在調控思路方面由需求管理向供給管理轉變，從供給上多下工夫，解除制約當今經濟增長的瓶頸。

　　化解流動性過剩治本之策在於長期金融體系結構優化。我國金融體系過於倚重間接融資方式，金融體系流動性不能迅速轉化為實體部門的投資。流動性問題的解決不僅需要站在銀行體系角度，更要放在我國經濟結構轉型及産業升級。這種轉型和升級中所需要的對人力資本、知識、技術的投資都離不開金融體系的支援。這需要市場、機構和産品的創新，形成有效解決資訊不對稱和風險分散承擔的機制。

　　治理流動性過剩，短期相機抉擇的政策安排和長期金融結構優化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金融結構優化的一個重要方面是：社會福利制度的完善。通過完善社會福利制度，消除人們對將來不確定性的隱憂，從而把個人可支配收入中的相當比例投入消費。消費的增長可以促使原本退出流通的窖藏貨幣重新投入實體經濟運作當中，從而一定程度上消除流動性過剩，同時能保持經濟的合理增長速度。

　　大力推進金融業對內開放力度，引導民間流動性(私募資金)向創業投資、産業投資集聚。加快發展産業投資基金和創業投資基金，促進居民儲蓄轉化為實業投資。在流動性過剩週期，我國還應加大本土私募資金的實業投資轉型，使具有政府背景的私募基金更關注有助於提高國家核心競爭力的戰略産業投資和競爭性行業的投資。

　　積極修正涉外經濟金融政策，對外部流動性實施有效監管。一是對外資進入要按産業設置結算門檻，對經常性貿易要在産業、時間、數量上設置門檻。二是引導FDI流向，讓新進入外資增量升級到高新技術産業、制約經濟發展的“瓶頸”産業以及産業鏈中研發、設計、品牌和關鍵零部件等環節和現代生産服務業，在為本土企業發展騰出空間的同時，促進我國勞動密集型産業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産業升級。

　　中國的流動性“易疏不宜堵”，流動性調控轉向供給導向型的結構性治理不僅是舒緩流動性的問題，更涉及到中國平衡發展，實現結構升級，為新的增長積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