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新在法庭上聽候宣判。京華時報通訊員王鑫剛攝
昨天,北京市首個歸案的紅色通緝犯孫新,被市二中院一審以挪用公款罪和貪污罪判處有期徒刑14年半。現年48歲的孫新挪用2000余萬元公款炒期貨造成虧損,至案發尚欠1802萬未歸還。在海外逃亡7年後,孫新于去年6月8日從柬埔寨被押解回國。
□案情
先逃泰國後去柬埔寨
孫新稱,2001年,他因個人做期貨賠了錢,所以就有了挪用單位公款炒期貨的想法,本想賺了錢以後再把本金還給單位,但後來虧損了,“事情敗露後,我因為害怕擔責,就開始了沒有目的的逃亡”。
回憶逃亡當天的情景,孫新稱,他從自己控制的賬戶裏取了50多萬元現金,從北京到達天津,又從天津乘坐飛機到達廣州。在廣州,他找黃牛把人民幣兌換成外幣,從深圳羅湖口岸出境到了泰國。後因泰國簽證到期,又去了柬埔寨。
檢方出具的證據顯示,自2001年7月至2008年1月,孫新將公款一共轉入14個賬戶用於證券交易。這14個賬戶中,孫新一共轉入6000多萬元,轉出4800多萬元,至案發時共虧損1240余萬元。
孫新稱,由於貪念作祟,他挪用公款給國家財産造成損失。事情敗露後,因不敢面對又採取逃避的做法。在國外,他舉目無親,每天都很惶恐,“落到今天的這步,都是自己咎由自取,希望法院能給我悔過的機會”。
孫新逃亡的7年中,有4年生活在柬埔寨。孫新改名換姓在柬埔寨打工,被抓前正在一家工廠做會計。孫新所在柬埔寨工廠的同事,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稱,孫新十分沉默,也很少出門,“平時年輕人在一起聊天或者喝酒,他都不參與”。直到看到很多警察把孫新帶走,才知道孫新是在逃人員。
去年4月,按照“天網”行動統一部署,國際刑警組織中國國家中心局集中公佈針對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國家工作人員、重要腐敗案件涉案人等人員的紅色通緝令,其中就包括孫新。去年6月8日下午,孫新被押解回國。
□判決
獲刑14年半罰20萬元
孫新現年48歲,大學文化程度。案發前係原北京市新聞出版局計劃財務處出納。
市二中院經審理查明,2001年7月至2008年1月,被告人孫新利用擔任原北京市新聞出版局財務處出納,負責收支公款、保管銀行預留印鑒、支票及領取銀行對帳單等職務便利,將單位公款共計人民幣2332.5萬元(以下幣種均為人民幣)轉入其控制的證券、期貨賬戶,用於營利活動。2008年1月,因被免去出納職務,孫新偽造銀行協定存款合同、協定存款賬戶對帳單等交接材料,完成工作交接。同年10月21日,單位在辦理銀行業務時發現協定存款賬戶已銷戶,要求孫新到單位説明情況,孫新從其控制的用於證券、期貨交易的銀行卡中取出公款57.3萬餘元,並攜款潛逃海外。2015年6月8日,孫新被查獲歸案。案發前,孫新陸續歸還原北京市新聞出版局472.4萬餘元,其餘1802.7萬餘元公款尚未歸還。案發後,孫新銀行卡中的涉案公款80余萬元已凍結。
市二中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孫新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挪用公款用於營利活動,數額巨大不退還,其行為已構成挪用公款罪;孫新攜帶挪用的部分公款潛逃,其行為還構成貪污罪,且數額巨大,依法均應予懲處,並予以數罪並罰。鋻於孫新到案後能如實供述所犯罪行,真誠悔罪,依法可對其從輕處罰,辯護人有關量刑的辯護意見,法院酌予採納。
綜上,法院以孫新犯挪用公款罪,判處有期徒刑13年;犯貪污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6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20萬元。決定執行有期徒刑14年6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20萬元。
聽到宣判後,孫新表情平靜。“判決在我們預判的接受範圍之內。”孫新的代理律師稱,此前與孫新商量過等一審判決後再考慮是否上訴,“會在今天或者明天找個時間去見他,告訴他上訴的權利和程式,聽從孫新的意見。”
對於孫新的財産狀況,孫新的代理律師向記者表示,據她了解,目前孫新沒有任何財産,財産在一審時已經退賠。
□釋疑
量刑為何是14年半敦促外逃人員投案爭取寬大
宣判後,針對判處孫新有期徒刑14年半的刑期承辦法官表示,今年的4月18日,兩高出臺了新的貪污賄賂案的司法解釋,將挪用公款數額巨大不退還的標準提高到500萬元,在10年以上到無期徒刑這一檔。另外,在認罪態度方面,孫新認罪悔罪態度好。
此外,法官稱,通過這個案件敦促和告誡那些還在國外逃亡的紅色通緝令通緝的人和犯罪嫌疑人,希望他們拋棄掉僥倖心理,躲得了一時躲不了一世,還不如主動回國接受法律制裁,爭取一個從寬的處理,這才是應該選擇的道路。
海外追逃難在何處
我方首先提供嫌犯具體住址
近年來,我國海外追逃領域取得顯著成績。據中紀委官方網站,2016年1月至6月,我國共從40多個國家和地區追回外逃人員381人,贓款12.4億元。截至7月15日,列入紅色通緝令的百人已經有三分之一歸案。海外追逃有何新趨勢?追逃難點有哪些?
截至7月15日,百名“紅通”人員已有三分之一歸案。儘管海外追逃工作取得顯著成效,但成績的背後是辦案人員的艱苦努力。
“找人難是海外追逃的首要難題。”從事海外追逃工作十餘年的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偵查指揮中心副主任韓軍介紹,即便是與我國締結了引渡或司法協助條約,也需要我方首先提供犯罪嫌疑人在國外的具體住址,國外司法機關才能有效協助抓捕。
在國外,沒有執法權的我國辦案人員想找到在逃犯罪嫌疑人仿佛大海撈針。“比如,在國內我們可以很快追溯到犯罪嫌疑人的出行資訊,但如果想要查詢其在海外的出行資訊,僅以航空為例,可能涉及上百個國家的多家航空公司,查詢難度很大。”韓軍説。
此外,引渡和遣返難也困擾著辦案人員。據了解,一些逃到西方國家的犯罪嫌疑人利用當地的司法制度來拖延回國時間。以發達國家為例,犯罪嫌疑人申請庇護這樣一個司法程式走下來,通過起訴、上訴和申訴等程式,一個案件可以持續10年甚至20年。
此外,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王世洲認為,海外追逃的個案談判費時費力,成本較高。從我國司法機關通過外交途徑提出引渡請求,到實際被引渡回國接受審判,引渡談判通常曠日持久。即使在達成引渡協議之後,對引渡的訴訟審理程式往往複雜冗長,為兩國均帶來較高的訴訟成本。
□建議
追逃應形成常態化合作
北京師範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國際刑法研究所所長黃風等專家建議,從完善自身法制建設、深化國際追贓合作、加強部門協作配合、形成追逃追贓常態化機制,提升研究水準和人才能力等多方面入手,不斷提高國際追逃追贓水準。
王世洲認為,目前我國與美國、加拿大等西方主流移民國家合作仍待加強。應促進我國追逃追贓工作與外國法律體系的有效銜接,充分利用國際規則,紮緊織密追捕外逃貪官之網,有效遏制貪官外逃勢頭。
談到部門之間協作配合形成合力的成效,韓軍説:“‘天網’行動由中紀委牽頭,我參與的一個案子從成立工作組到辦好簽證只用了十余天。從以前的‘單打獨鬥’,到由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國際追逃追贓工作辦公室,各部門形成合力,大大提升了追逃效率和打擊力度。”
韓軍建議,在檢察機關設立專門的追逃機構部門,既有助於加大工作力度,也有助於從一線檢察辦案人員中選拔骨幹進行培養,建設專業隊伍。
王世洲認為,在充分利用現有渠道有效地和有關國家進行協商的同時,應加強與相關國家的司法合作和人文交流,不斷提升相關領域法學研究水準,培養一批通曉國外法律的司法人員。
(京華時報)
[責任編輯:葛新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