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哈哈繳212項費還不夠多嗎？

　　□梁秀峰（媒體人）

　　降低中國企業負擔，包括兩塊，一塊是稅，一塊是費。稅無疑是佔大頭的，但是減稅其牽涉甚廣，對政府財政有較大影響，又要經過人大審議，過程頗為複雜；比較而言，費這一塊，由行政部門控制，所佔財政收入也有限，最適宜進行大幅度改革。所以説，中國企業減負，宜由降費作為突破口。

　　繼曹德旺“吐槽”中國企業稅負過高後，另外一位中國企業家，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後對企業繳費過高也進行了抨擊。

　　2016年12月底，在接受浙江衛視專訪時，宗慶後説：“我們要交500多種費，今年1到11月份，已經交了4000多萬了。”

　　針對娃哈哈集團反映繳納了500多種費的問題，財政部、國家發展改革委18日對外公佈，經過調查核實，2015年該集團有支出數據的實際繳費項目為317項，與企業提供繳費項目相差216項。而剔除重復計算後，該集團及所屬企業實際繳費項目為212項，繳費金額7412.07萬元。

　　儘管宗慶後的説法和官方公佈的數據，出入比較大，但即使是212項，也足夠讓人觸目驚心。

　　如此之多、林林總總的費用，對於企業經營者來説，除了付出不菲的經營成本外，還意味著極大的時間成本。這些費用，導致中國企業在法定稅負之外，還承擔了極高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現代稅收崇尚權利義務平衡。公民個體繳納了稅，政府就有責任向公民提供各項公共服務，並且這些服務多數應該是免費的，道理同樣應用於企業。企業既然已經繳納了企業所得稅等稅種，政府就有責任向企業提供以免費為主的各項服務。

　　遺憾的是，我國稅收徵收長期以來“義務説得多，權利説得少”。具體到企業層面，對企業不僅徵稅徵得理直氣壯，各種費用徵收也層出不窮。幾乎每個政府部門，都努力維持本部門對企業的徵費權力，最終形成“權力部門化，部門利益化，利益行政化”的格局。

　　以娃哈哈的繳費清單為例，2項政府性基金、22項行政事業性、148項經營服務性收費，絕大多數應廢除。政府既然已經向企業收取了數額巨大的企業所得稅、增值稅，就應以免費為主要原則，向企業提供各項公共服務。

　　至於另外35項，則為協會商會會費、訂刊費等。對於這些花費，還是要讓企業自主選擇是否有必要加入協會、訂刊。

　　相較于娃哈哈2015年494億的經營收入以及接近59億的利潤，7000多萬繳費似乎並不算什麼太大的數目。但並不能因為錢不多，就覺得這個費用無所謂了。這些錢，無論是增加股東回報、員工工資，或是投向新一輪産出，都有利於企業的長遠經營。而對於那些經營困難的企業，不小的繳費負擔，無疑會讓他們雪上加霜。

　　降低中國企業負擔，包括兩塊，一塊是稅，一塊是費。稅無疑是佔大頭的，但是減稅其牽涉甚廣，對政府財政有較大影響，又要經過人大審議，過程頗為複雜；比較而言，費這一塊，由行政部門控制，所佔財政收入也有限，最適宜進行大幅度改革。

　　所以説，中國企業減負，宜由降費作為突破口。

　　大風起于青萍之末。在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普遍陷入滯脹的背景下，為了刺激企業投資，在發達國家內部，一場降低企業所得稅的風潮，已經開始呼之欲出。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主張將美國企業所得稅由35%降為15%，在共和黨手握參眾兩院多數議席的背景下，大幅降低企業所得稅，已經勢不可當；此外，英國政府之前就宣佈，到2020年，將企業所得稅從目前的20%降到17%。

　　考慮到特蕾莎·梅政府剛剛宣佈“硬脫歐”，為了維持英國對企業投資的吸引力，只降到17%恐怕已經不夠，15%甚至更低的企業所得稅，都很有可能。英美兩國大幅度降低企業所得稅，也必然將給世界上其他經濟體帶來壓力。

　　對於中國而言，在與發達國家企業産品競爭上，中國企業的優勢並不明顯。如果在稅收上還承擔著更大的壓力的話，那麼中國企業的競爭前景堪憂。因此，為企業減負，已經到了勢在必行的地步了。